晚飯後，去照相館照了張寸照，照完相，坐在沙發上正等着快洗結果出來的時候，突然從門外闖進來一個男孩子。這個孩子一眼看見我就略帶調皮地衝我點頭，說了聲“老師好！”我本能地答道：“你好！”可馬上又疑惑地問：“同學，你怎麼知道我是老師呢？”是啊，此處又不是學校門口，我用手指着學校的方向，接着問他：“你在那邊學校見過我？”“沒有！”他的回答倒很乾脆。“這就奇怪了，你既然從沒見過我，怎麼一看見我就叫老師好？”男孩兒不好意思地撓撓頭：“我一看你就是個當老師的。”呵呵，這下我倒樂了，難不成當老師的還有個樣兒，孩子一眼就能從衆人之中識別出來？沒容我繼續問下去，男孩兒一轉身跑掉了。
回來的路上，我還在琢磨這件事。有一點我是知道的，自己戴個黑邊眼鏡，又穿着整齊，面色平靜，說話辦事不慌不忙，或許這就是老師的樣兒？不對，難道說幹別的行業的人就不戴黑邊眼鏡，不穿着整齊，就說話辦事都很慌張嗎？可事情就是這麼奇怪，男孩兒一進門（而且是猛地闖進來的），毫不猶豫地就問我老師好，這中間幾乎沒有任何思考、分辨的時間，也就是說，根本不是我身上的某一部分顯示了我是老師，而是整個兒的我給他的印象就是老師。借用一個心理學名詞，這叫做“格式塔”反應。那麼又是什麼讓一個陌生男孩兒對我產生出此種貌似匪夷所思卻又完全在情理之中的本能反應呢？想到此，我不由地來到鏡子前反反覆覆觀察自己，這一細細打量不要緊，我忽然發現自己的面容、形態之間不知何時已深深地烙下了教師的印跡，連我自己都驚訝，這長相也太像個教師了。我定定地看着自己，尚不能判定那個男孩兒眼中的“格式塔”反應是一個好老師、糟老師，還是一個不痛不癢、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老師？人過四十歲就該對自己的長相負責了呀，我不由地繼續思量下去。
我記得梭羅在《瓦爾登湖》裏曾經疑惑過大片的湖水爲什麼是綠的，他舀起來一瓢又一瓢卻都是無色的。終於，他從製造玻璃的人那裏得到了啓示，衆所周知，一大塊厚玻璃會帶上點綠色，據製造玻璃的人說，那是因爲它的“量”的關係，隨着量的'增加，到一定程度就會泛出綠色。梭羅要思考的問題就是究竟要多大量的瓦爾登湖湖水，才能泛出這樣的綠色來呢？結果他也說不清楚( 人生感悟)。雖然，梭羅沒有辦法得出最終的結論，但他卻啓發了我，作爲一個普通人的我是怎樣泛出教師這層顏色的呢？無疑這要從我內心確定想當一名教師那刻算起，因爲只要“心中確信”外在的變化就自然發生了。二十個春秋啊，寒來暑往，一天天與學生打交道，與教室、黑板、教科書、教育學著作相親，久而久之，怎能不煥發出一個教師的神采來呢？是的，一定是這樣！孩子的眼睛不會撒謊。孩子就是鏡子，而我——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師，又是什麼呢？我只能是孩子的反光、教室課桌的反光、黑板的反光、教科書、教育學著作的反光，是這樣嗎？就這樣了嗎？不！僅僅這樣是不夠的。這樣的反光只是屬於一個因循守舊、亦步亦趨、沒有頭腦的教書匠，如果想要有更美的反光，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好老師，那麼就還應該有生活的反光、哲理的反光、思想的反光、心靈的反光、愛的反光，到那個時候，孩子脫口而出的恐怕就不是簡簡單單一個“老師好”，而是會被我的面容下的友善與真誠牢牢吸引，甚至主動走過來和我交朋友了。
一聲“老師好”喊得好，喊醒了我這個如在夢中的教書匠，喊得我精神飽滿，禁不住快步向花的學校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