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至濰坊，舊地重遊，忽然想起了我的一個戰友說起的往事。
20世紀70年代中期，我所在的基地欲在山東設一個測量團，我這個戰友是參與勘查選址的。他們幾個人開着兩輛北京吉普，風餐露宿，沿渤海灣一路勘查，來到了濰坊境內。途中歇息的時候，遇見一個十二三歲的小男孩，扛着一個大南瓜，神情落寞又十分疲憊地走着。男孩一見到他們，突然有點兒興奮，遂問道：“解放軍叔叔，今晚放電影嗎？”幾個人愣了一下，待反應過來就哈哈地笑了，問他：“你怎麼會認爲我們是放電影的？”男孩說：“我們這裏整年看不上一回電影，也就是解放軍叔叔來野營拉練的'時候給放一場，看你們拉着機器——是發電機吧？”那幾個人告訴他：“我們不放電影，這個發電機是露營的時候照明用的。”之後，問他扛着這麼大個南瓜幹什麼去。男孩說，趕集去，竄了8裏地，沒賣成，又扛回來了！那幾人裏面有個炊事員，就問他：“你準備賣多少錢？”那男孩說：“賣個能買本子的錢就行了，一毛二！”那炊事員跟那男孩討價還價，說8分錢行吧？男孩子猶豫了一會兒，說，行吧，再扛回家賣不掉，更不值錢了！遂成交了。
這個討價還價的過程，我那個戰友並沒有親眼見到，他當時在一棵大樹底下，正跟其他幾個參謀繪製軍用地圖，離那個討價還價的現場有一段距離。待他們繪製完了，那小男孩也走遠了，我戰友方知此事。那炊事員是想在我戰友面前賣乖，說自己如何佔了個大便宜，不想被我戰友一拳給打倒了：“你太欺負人了，你就缺那4分錢，讓那孩子買不上個本子？”之後立即讓司機開着吉普車追那男孩去了。最後追到男孩所在的村裏，好不容易找到那孩子，給了他4分錢。
我戰友選址回來，給我說這件事，說着說着還掉了眼淚。
20世紀70年代末，我去廣州出差，住在位於珠江邊上的南海艦隊招待所。這天傍晚，我到珠江邊散步，在一座橋頭上，遇到一位50歲左右的婦女，蹲在那裏賣香蕉。那是個典型的廣東女人，膚色黝黑，身材瘦小，赤着腳，旁邊是兩大嘟嚕新鮮的香蕉，用一根竹子扁擔插着，一看就是剛砍下來的。說起話來，我知道這婦女是廣州郊區的，來此要步行30多裏，香蕉是一毛錢一斤。她說，這香蕉在當地賣，只有8分錢一斤，挑到這裏，若是賣好了，每斤能多賺兩分錢。我試着提了一下那根兩頭都插在香蕉嘟嚕裏的扁擔，應該有不止60斤。也正因爲那香蕉是剛砍下來的，還不熟，不能馬上吃，故而我在旁邊瞅了半個多小時，竟然沒有一個人買。本來我是很想買的，以幫她減輕些負擔，但因爲還要轉幾個城市，不能馬上帶回家，買了暫時又不能吃，幾度猶豫也就沒買。晚上10點多了，我從招待所5樓的窗口望去，看見那女人還蜷曲在兩大嘟嚕香蕉中間，看上去比其中的一嘟嚕香蕉還小似的。待我睡了一覺起來，再從窗口看出去，那女人不見了。看不出市區有她的親戚啊，那麼她是又將那兩大嘟嚕比她的身形還要大的香蕉挑回去了嗎？一種沒能幫上她忙的情緒在心中糾結，之後我再也沒睡着，一晚上就在那裏尋思：60多斤香蕉，一斤也沒賣掉，連口水也沒喝，又是赤着腳，黑燈瞎火的，30多裏地，怎麼走呢……就爲了兩分錢啊！
下邊的故事，是著名作家王願堅老師在一次筆會上講的。他說：“一個人坐長途汽車，可能會打瞌睡，也可能會看本書，可你見過有人拿着賬本當書看的嗎？我就見到過。”一次出差，王願堅老師見一個人在車上拿着一本賬簿在那裏翻，且嘴裏唸唸有詞，有時還唉聲嘆氣，遂問他：“一個賬簿有什麼可看的，你怎麼會這麼專心致志？”那人就說：“我是大隊的會計，一個數字就是一件事，我是從數字上想那些故事啊！這且別說，我能將這本賬上的所有數字都背下來！”王願堅老師不信，接過賬本，隨意點了幾個人的名字，那會計即將每家幾口人，去年掙了多少工分，分了多少糧，又得了幾塊錢，背得分文不差，而且還能補充一些家長裏短。之後他說：“我不是特意要背的，而是這些數字太小、太可憐，也太好背了，一個工分二毛七，你掙得再多，也不過就是多個幾分錢，所以一張口就能說出來！”
全是些苦澀的小數字！爲什麼要說這些事？一是這裏面的有些事物連同它們承載的故事，完全成了歷史，再也不會出現或發生了。不寫出來，一代人之後也許就無人能知了。比方說，一分錢兩分錢是怎麼個價值？你問“90後”的孩子，他根本就沒有概念。二是可以溫故而知新，讓你時時不忘自己的身份，不忘曾經有過的生活，更加珍惜現在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