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烈士革命烈士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在人民革命鬥爭、保衛祖國或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壯烈犧牲者的尊稱。以下是小編爲大家收集的革命先烈方誌敏的經典故事，歡迎閱讀，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方誌敏是早期中國革命的領導人之一，1899年生於江西省弋陽縣一個世代務農之家，1924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是贛東北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第十軍的主要創建人。他“兩條半槍鬧革命”開創的革命根據地，被毛澤東評價爲“方誌敏式”的農村革命根據地。1935年1月，方誌敏率領紅十軍團北上途中，被國民黨軍隊包圍，不幸被俘，被押解在國民黨南昌監獄。同年8月，方誌敏英勇就義，時年36歲。方誌敏一生對革命矢志不渝，直至獻出生命。
對中國革命的巨大貢獻
方誌敏入黨後，積極在工人、農民中傳播馬克思主義。“大革命”失敗後，在緊急關頭黨召開的“八七”會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以毛澤東爲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方誌敏同志是自覺地參與創造中國革命道路的重要成員之一。同時，方誌敏還致力於開展土地革命。1928年11月方誌敏簽署《佈告》公佈了信江特區蘇維埃制定的《臨時土地分配法》。“沒收豪紳地主和一切封建祠堂廟宇的全部土地，以村爲單位按人口平均進行分配；凡是不反對蘇維埃政權者均有分得土地之權；在誰種誰收的基礎上，抽多補少，抽肥補瘦……”方誌敏還把土地證頒發給農民，這一舉措得到了廣大農民的熱烈擁戴。
方誌敏領導的弋陽、橫峯縣蘇維埃政權，是全國最早一批成立的蘇維埃政權。他還創造了開闢根據地的新形式，通過名字畫押的形式，組織起了黨領導下的集軍事、政權於一體的農民武裝。而且，方誌敏創建的閩浙贛蘇區還比較早地運用了發展國民經濟的辦法來增加蘇區財政收入，在1929年就開始了對外貿易。併發行了第一張紅色股票，募集的資金，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戰爭，爲第五次反“圍剿”準備了相應的財力。1934年1月，毛澤東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報告的一部分《我們的經濟政策》中，充分肯定了閩浙贛蘇區的經濟工作，並四次點名表揚了閩浙贛蘇區的經濟工作。
鐵血肩扛責任、誓死效命事業
在1934年秋軍事形勢日趨險惡之際，中央命令方誌敏擔任紅十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領導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行動，以牽制敵軍、掩護中央紅軍戰略轉移。在部隊行動失敗、艱難突圍而被敵軍打成兩段的情況下，他雖已經在前段跳出包圍，但他作出的選擇是置個人生死於不顧，毅然轉向返回敵人重重包圍中尋找仍在後段的`大部隊。他說，“因大隊伍尚在後面，在責任上我不能先走。”因爲這一鐵血擔當和選擇，他最終落入敵手，壯烈就義。
方誌敏的擔當精神，也表現在對錯誤的嚴厲自責上。他在獄中，對蘇區工作中發生的錯誤，特別是對先遣隊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對“失敗的血的教訓”，反覆進行深刻而沉重的總結。他對錯誤痛心疾首，刻骨銘心，儘管失敗的原因主要是軍事指揮員的猶豫等所致，但他認爲自己要負主要責任，而“愧悔交集”“感着無窮的羞辱”，希望能“贖罪雪恥”。
追求理想與信念的典範
方誌敏對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熱情似火、堅貞不移，無論何時何地都毫不動搖。他毫不掩飾自己的政治信仰，堅定地宣佈：“我已認定蘇維埃可以救中國，革命必能得最後的勝利。”這種信仰上的堅定，源於他對蘇維埃的深刻了解。他發出誓言：“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給黨去了。”爲了實現理想，方誌敏拼命地工作，以至二十幾歲就累得患了肺病，經常吐血，但他“仍然是幹而復病，病好復幹”。
方誌敏被俘後，國民黨不擇手段地進行威逼利誘。蔣介石物色了一批黨政軍要員和方誌敏的幾個同鄉同學，充當說客，企圖勸降。但方誌敏堅決地回答他們：“你們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因爲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爲着共產主義犧牲，爲着蘇維埃流血，那是我們十分情願的啊！”在監獄裏，面對國民黨當局高官厚祿的利誘，方誌敏回答：“我不愛爵位也不愛金錢！”“爲着階級和民族的解放，爲着黨的事業的成功，我毫不稀罕那華麗的大廈，卻寧願居住在卑陋潮溼的茅棚；不稀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寧願吞嚼刺口的苞慄和菜根；不稀罕舒服柔軟的鋼絲牀，寧願睡在豬欄狗窩似的住所。”
一生清貧 絕不徇私
方誌敏曾擔任中華蘇維埃中央主席團委員、黨中央委員、閩浙贛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紅十軍政委等職，可謂身居高位、手握大權，又掌握着鉅額公款。然而在他心目中，共產黨的高官應有的不是什麼享有特權的榮耀，而是爲黨的事業奮鬥的使命。他始終嚴於律己，對家屬親友同樣公心可鑑。
方誌敏在家鄉江西領導革命時，國民黨當局視之爲心腹大患，他的親屬成爲受迫害的主要對象。大伯慘遭國民黨殺害，家族的房屋先後被燒燬10餘次，日常生活非常艱難。有一次，方誌敏的嬸嬸帶着他的母親，走了幾十裏山路找到方誌敏，想讓當官的兒子拿點餉銀給母親做條褲子，再給嬸嬸買點食鹽。看到自己的母親，方誌敏感到非常難過。一來自己常年在外行軍打仗，沒有片刻空閒侍奉雙親，二來他兄弟二人都在部隊，家裏田地缺耕少種，自己卻沒有一分錢補貼家用。他只好含淚告訴母親：“我是省蘇維埃主席，可當的是窮人的主席。餉銀嘛，將來會發，現在沒有。家庭生活困難我也知道，但都是暫時的艱苦，將來會過上好日子的。”
1931年的一天，方誌敏的朋友景德鎮商會會長陳仲熙到橫峯縣葛源鎮商談貿易，事情辦完後便來到方誌敏家。他隨身帶了一塊墨綠色平絨布，說是給方誌敏的夫人繆敏的見面禮。繆敏拿着布想讓丈夫買下來，誰知方誌敏一聽面色驟變，他取布上馬，衝妻子大聲說：“花錢買也是變相受賄！”說完策馬飛奔，趕上了陳仲熙，原物奉還。繆敏覺得很委屈，大哭了一場，方誌敏回來後，勸慰她說：“誰讓你是我方誌敏的妻子呢？”
方誌敏一直過着極爲清貧的生活。他描述道：“我從事革命鬥爭，已經十餘年了。在這長期的奮鬥中，我一向是過着樸素的生活，從沒有奢侈過。”當他被捕遭到敵人搜查時，敵人十分驚訝，像他這樣重要的領導人，身上除了一支鋼筆和一塊舊錶外，竟然什麼值錢的東西也沒有。
他在獄中用敵人提供勸降的紙筆，寫下了《可愛的中國》《清貧》等動人篇章，飽含着對黨、對祖國、對人民的愛，是我們黨的寶貴精神財富。這位被蔣介石親自佈置勸降的共產黨人，在獄中的一舉一動都被嚴密監視、嚴防死守。人們不禁好奇，獄中的方誌敏是如何運籌帷幄，爲文稿“越獄”打通“信道”，使文稿穿透敵人的“銅牆鐵壁”呈現在今天的我們面前的呢？
國民黨爲了勸降方誌敏，不擇手段進行威逼利誘。一天，獄中一個40多歲、名叫“永一”的人主動接近方誌敏，他說他很敬重方先生，想借此機會求教。此人真名叫胡逸民，曾是國民黨中央監獄長。經過幾次接觸，胡逸民覺得方誌敏確實是個了不起的共產黨人；方誌敏也覺得他有一定的正義感，兩人便成了朋友。胡逸民在獄中自由度很大，他的夫人當時借送飯的機會得以自由出入牢房，方誌敏看到了連通牢房內外的可能。一次，蔣介石派人轉告胡逸民，要他“勸方自首，將功贖罪”。第二天，胡逸民把勸降的事坦率地告訴了方誌敏。方誌敏嗤鼻一笑：“老胡，投降那是大笑話。自從我被捕入獄以後，在這裏實際觀察的結果，更證明以前我們所做的事是十分正確的。敵人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因爲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錚錚之言使胡逸民脫口讚道：“好樣的，不是軟骨頭！”對於方誌敏的“頑固不化”，蔣介石感到異常氣憤，下達了“祕密處死”的命令。8月初的一個晚上，在黑沉沉、陰森森的監獄裏，方誌敏告訴胡逸民，也許這是他倆最後一次見面了。方誌敏從牀底下取出一些稿子，交到胡逸民手裏，拜託他出獄以後，把這些東西交給魯迅先生，並把一封寫好的介紹信交給了他。方誌敏叮囑胡逸民：“請你記住你對我的諾言，無論如何，你要將我的文稿送去，萬不能聽人打破嘴而毀約！……大丈夫做事，應有最大的決心，見義勇爲，見威不懼，要引導人走上光明之路，不要被人拖入黑暗之潭！”胡逸民出獄後，履行了自己的諾言，將方誌敏的文稿轉交給黨組織，完成了烈士的遺願。
除了胡逸民，被方誌敏頑強鬥志和堅定信仰感召的，還有一位看守所的文書高易鵬（又名高家駿）。剛入獄時，方誌敏曾一心求死，但後來得知案子“緩辦”，他開始積極活動求生。方誌敏很快與獄中的共產黨人取得了聯繫，對看守進行教育、感召，高家駿就是其中一個被感召的看守。他將方誌敏在獄中給宋慶齡、魯迅和李公樸的三封書信和一個紙包，託給在杭州做小學教員的女友程全昭，請她將書信送到上海，並囑咐她：方誌敏替你起了化名叫李貞，就是“力爭”的意思。身負重託，程全昭隨即趕往上海，幾經輾轉，最終將書信和紙包送達。就這樣，方誌敏在獄中完成的手稿分四批，通過胡逸民夫婦、高易鵬、程全昭四個人傳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