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現了某些事件和情況後，我們需要帶着創新精神去開展調查，並將獲得的成果展現於調查報告中。那麼什麼樣的調查報告才合適呢？以下是小編爲大家收集的2020年農村法律援助工作調查報告，歡迎大家分享。
調查目的
立足於研究中國基層法律服務（特別是法律援助）的現狀與改革在研究整個中國司法問題所具有的特別意義上，基層社會和基層政府是整個中國社會和整個國家的地基，對於基層社會的治理一直是中國政府治理策略（社會綜合治理）的重點之一，基層司法構成我國司法制度的基礎和主體（法律規定基層司司法局以及作爲其組成部分的基層司法所管轄的法律援助案件爲主要且經常的法律援助案件）。
在司法專業化與司法民衆化的衝突/雙重困境中以及強大的訴訟積案壓力下，尋求建立爲當事人提供充分、適當、可供選擇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爲簡單、小額的案件提供低廉、快捷的法律服務，亦即 獲得正義 （accesstojustice）是當代世界普遍面臨的重大課題。
在中國這種城鄉差異、地區差異巨大並且不斷增大卻又實行單一制政府結構形式的大國，如何爲佔中國人口主要成分的基層老百姓特別是廣大農民提供符合其經濟、文化層次需求的有效的法律服務和法律援助，一方面直接關係到基層糾紛的.解決和基層社會的穩定，另一方面也將影響到作爲 標準模式 的訴訟結構是否能夠在我國社會裏找到確實適合的土壤、並真正地紮下根來這一重大問題，並最終影響中國在尚未全面實現現代化的階段面臨後現代社會的衝擊能否作出適時適當的迴應。
具體的調查目的又可分爲以下幾個： 農村基層政府：這裏的基層政府包括司法與行政兩部分，主要是指縣一級和鄉一級的政府機關和司法派出機構，主要調查它們在一些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起到的作用與影響。
鄉土道德倫理：這裏的鄉土倫理不僅僅包括費孝通先生的 無訟 差序格局 等，還需要具體的深入到農村進行調查分析，進而來看這些鄉土的道德倫理對於農民維護自己權利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與基層政府運作的關係等。 本次調查將圍繞着農村的基層法律援助制度以及法律援助與基層政府以及鄉土道德倫理的關係而展開，主要調查農村法律援助制度實施的狀況，遇到的困難，基層政府（司法行政部門）對於法律援助制度的態度，以及農村傳統觀念對於法律援助制度實施的影響等。
調查方法
在課題給定的三天期限內，我們選擇以地方性文獻調查爲基礎，對幾個有代表性的考察點進行解剖，以大致掌握法律援助的發展脈絡及其在所在地區的整個法律服務體系（包括基層法院、人民調解、仲裁、律師、公證等）中的位置，最後綜合運用不同路徑獲得的信息，使之相互印證而獲得完整結論。
基層法律援助事業從成立、發展、繁榮，到變革的命運。通過收集、閱讀和分析記載這一歷史演變過程的現有文獻。
實證考察與信息的獲取和使用
考察範圍
進行實證考察、獲得信息的渠道包括：研究對象，即鄉鎮司法所，行政主管機關即縣（或市）司法局（主要是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提供服務的主要場所（主要是競爭對手和改革者預期的替代者即律師事務所。）和作爲法律援助主體的人民羣衆。
考察路徑與方法
座談會是我們調查所採取的最主要方法。由該地區司法局組織的座談會，也邀請各個律師所的代表、負責法律援助的司法局官員或律師參加，由他們介紹本部門或本單位或本人的基本情況的過程中，調查組不斷插話，有針對性地提問，並啓發其他與會人員的積極討論。這種方式能夠在較短時間內從整體上把握被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並且由於與會人員一起討論，相互提醒、啓發、補充和糾正，形成對事物的全面而準確的認識。
對於調查者的提問，常常在與會者七嘴八舌相互補充或糾正中獲得圓滿答案的，調查者則往往通過現場對提問的反應程度來判斷這一問題的普遍性和嚴重程度。此外，我們在小範圍內的隨機性拉家常式的座談會—甚至在吃飯席間—所獲得的信息，往往能夠彌補正式座談會上沒有機會表達或不願當着領導和同事的面公開提供的信息。
個別訪談
在通過座談會對被調查對象及其一般性和共同性的觀點獲得基本和大致瞭解之後，我們隨機選擇了一些基層司法所個別訪談，特別是對從事過法律援助的司法所長的調查，主要是以個別訪談的方式進行的。不過，由於時間成本的限制和聯繫當事人的難度，本次調查所進行的個別訪談對象的數量和類型都無法保證其代表性，所以個別訪談獲得的信息只能成爲其他信息的一種印證。這種印證由於調查者直面消費者（實際上也正是本項目預期的行動對象）進行考察，因而對於項目結論的合目的性特別重要。
實地/參與觀察。百聞不如一見。調查組充分利用實地調查的寶貴時間對相關部門和單位進行了實地觀察，從單位的物質設備、辦公條件到人員着裝、談吐等都進入調查者的視野，對基層情況的感性認識極爲深刻。無論這些信息能否用言語來表達，在感性上對於我們最終觀點和結論的形成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或者說這些信息或印象是我們的演繹觀點和結論所不可或缺的若干鏈條。
當讀者看到我們並不經意地在空落落的大街上以簡陋破舊的司法所爲背景留念拍照時，同一地區的西裝革履的律師和衣着簡樸的法律工作者之間所形成的對比，也許不用語言說服或理論論證，讀者會得出直觀的結論：取締了法律工作者，誰來爲當地的法律消費者提供法律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