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勳
經常在報紙上，看到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做出很傻的事情，或者因爲在感情上找不到出口，傷害自己或傷害別人，甚至是自己的親生父母。這些現象會使人懷疑，現代年輕人的價值觀是不是出現問題？
我個人覺得，年輕人本身是無辜的。
價值觀的形成是一個過程，我們看到那些令人錯愕的行爲，是一個“果”，而真正需要探究，則是形成這個“果”的“因”。在長期唯考試導向的教育體制中，我們是允許學生升學科目得滿分，在道德、人格、感情培養的部分，根本可以是零分。因此產生這些現象，錯愕嗎？我一點也不覺得。
這個問題不是現在纔有，在我那一個年代就開始發生。我們很少思考爲什麼要孩子上好的高中、好的大學，其實一點意義也沒有。譬如我從事藝術工作，關心的是創作力，關心人性的美，我在不同的學校教過，從聯考分數最低的學校到聯考分數最高的學校。以我所教授的科系而言，我不覺得這些學校之間有太大的差別。
如果你實際接觸到學科分數低的學生，就會知道，他們沒有花很多時間準備考試，相反的，他花很多時間在瞭解人。譬如說看電影或者讀小說，從中就有很多機會碰觸到人性的問題。
可是專門會考試的學生呢？往往纔是真正的問題所在。一九九八年發生震驚社會的王水事件，一個女孩子因爲和另一個女孩子與同一個男友交往，在慌張之際，就把化學方面的專長用出來，她調出了“王水”，犯下謀殺案。我們可以說，她的專業知識分數非常高，但她在道德跟情感處理上是零分。
她是壞或是殘酷嗎？我不覺得，她根本沒有其它選擇。平常她缺乏對人性的瞭解，根本不知道怎麼辦。所以最後警方帶她到現場時，她很茫然；她當然茫然，因爲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這些個案是我們說的“好學生”所爲，他們要進的科系和研究所，都是最難考的，他們從小就埋頭在升學、考試裏，忽略了其它。從很多年前我就很怕這樣的人，我覺得這樣的人一旦犯罪，對於“罪”的本質，完全不瞭解。
所以我一直覺得，如果要指責這樣的事情，矛頭應該是指向一個教育的架構，這個架構教育出一批批像這樣非常奇怪的人。
從文學中尋找人生的解答
我自己在十三四歲的時候，我很苦悶。我相信凡人處在一個生理髮育、轉變的時期，就是他最敏感的時候。不只是身體開始變化，聲音變粗，性徵出現，等等，更重要的是他開始意識到自己身體的存在性。我想，中外古今所有的重要時刻，就在此時，也就是啓蒙時刻。
在那個時候，我感覺到身體的苦悶，卻無法解答。因爲生理的苦悶引發我開始去思考人到底是什麼，我到底是動物還是人？我的精神在哪裏？我的精神嚮往和肉體的慾望衝突得很嚴重。我不知道女孩子會不會這麼嚴重，以男孩子來說，包括我和我的同伴，都是非常嚴重的，那是一種來自生理上奇怪的壓力。
於是我很自然地就找上了文學。我在書店讀文學，在文學裏削減了許多欲望上的苦悶，並嘗試去解答自己從何而來，要到哪裏去，我是什麼，這些難以解答的課題。
因爲這樣，有一段時間，我原來很好的功課就耽誤了，幾次考試都非常糟。我因此被學校、被家裏指責成一個壞孩子。我想，在那一剎那之間，我是非常容易變壞的。幸好文學救了我，讓我有足夠的自信，不但沒有變壞，並且在文學中得到很多關於人生課題的解答。
同一個時間，我的同伴一頭鑽進考試裏。這些同學，今天我回頭去看的時候，發現他們都過得不快樂。他們考上了最好的高中、最好的大學，有些也出國留學回來了，但對於感情或是婚姻各方面發生的問題，他們都沒有辦法面對。對於人性和真正的自我，他們始終沒有機會去碰觸，因爲考試不會考。
我們評判一個學生是壞學生，因爲他的分數不夠，可是他對人性可能已經有很豐富的理解；我們評判一個好學生，也是用分數，卻不代表他有能力面對情感和倫理的種種課題。分數和人格的發展絕對是兩回事，知識完全不等於智慧，也完全沒有辦法轉換成智慧。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好學生、好孩子即使犯案，手法都是最笨的。他跑到PUB去，在電梯內搶劫，當場就被PUB裏的人抓到。是悲劇吧！卻令人難以同情。
這個社會一直在製造這樣的一批“好學生”，他們本身也洋洋得意，因爲一路走來是被捧得高高的“資優生”，他們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有問題。
我要呼籲的是，所謂的“明星學校”從來沒有給你任何保障，知識分數越高的人，自己越要特別小心，因爲你將來要面對的生活難題，都不在這些分數裏面。
豢養考試機器的學校
這幾年發生的資優生犯罪事件，正好說明了教育應該拿出來做最好的檢查。爲什麼在這個教育系統中，連知識分子的自負都消失了？以前作爲一個知識分子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有些事是知識分子不屑做的，爲什麼這種士的自負在校園中式微了？我覺得，這是教育本質上的最大問題。
當然，這幾年來，有很多人在做亡羊補牢的工作，開始注意到社區活動，開始注意到人文教育、藝術教育，但是我覺得做得不夠。
我想強調的是，學校絕對不是訓練一批考試機器的場域，這些孩子不能夠這樣被犧牲。有時，我真的覺得這些豢養考試機器的學校，就像養雞場、養豬場，讓人覺得是一個巨大的悲劇。我們應該給孩子最好的音樂、最好的文學、最好的電影，讓他在裏面自然地薰陶。而這些，是不能考試的。
我曾幫朋友代課，帶大學舞蹈系先修班的大一孩子。因爲要代三個星期的課，我很想認識他們，所以請他們畫自畫像，然後準備兩分鐘的自我介紹。他們不是美術專業學生，當然自畫像畫得不是很好，我只是希望他們可以在鏡子裏看看自己。課後，好多學生告訴我，這是他第一次透過鏡子好好看自己。如果一個人從來沒有好好地在鏡子裏看過自己，他對自己是非常陌生的，而這是多麼危險的一件事。
一九九八年的林口弒親案，一個十九歲的孩子和同伴聯手殺害熟睡中的雙親，後來母親醒來，向他們求饒，他的同伴不敢下手，因爲同伴常常去他家，媽媽對他們很好，最後是這個孩子動手。
我想，他從來沒有在鏡子裏面對自己吧！他自己的美或醜、他自己的殘酷或溫柔，他都不瞭解。所以當他做出這樣的事時，可以無動於衷。人真的應該常常在鏡子中面對自己，思考自己的可能性。
當我在課堂上，請學生做這個作業的時候，幾乎有一半的學生最後都哭了。我才發現他們內在有一個這麼寂寞的自己，是他們不敢面對的。原本限定兩分鐘的自我介紹，最後我們都停不下來。
還有一些學生完全不肯講，上臺以後，只看到淚水在眼眶裏打轉，一句話也不說。我當時也沒有強迫他們講。到了第三個禮拜，我私下和這一批學生吃飯，最後他們說了，我才知道這些不說話的孩子有這麼多的問題。他們的父母、老師聽過這些話嗎？沒有。在升學體制中，沒有人給他們這樣的管道。
學校的輔導室是空設的。要真正去發現他們，用藝術的方法引導他們，把他們內心的東西引出來纔有意義。因爲這些說不出口的話，積壓到一定的程度，會出事情的，這令我非常擔憂。
一切都在商品化
我們提到價值觀，重點不在於年輕人的價值觀，而是整個社會的價值觀。當社會的整體價值觀是“唯利是圖”，年輕人的價值觀也只會有一個字：利。
以電視節目來說，媒體關心的是有沒有廣告，會不會賣錢？這就會讓孩子模仿到一切東西都是可以用“買賣”作爲價值判斷。社會在製造商品，人也變成商品，在商品化、消費化的鼓勵中，就會產生對於戕害生命無動於衷的結局。
如果要檢討的話，就應該是做整體的、全盤的檢討，而不是在個體行爲上。因爲一個唯利是圖的社會，每一個人都會在物化自己與他人的過程中成爲受害者。其實，我們的社會對於人的商品化、物化，比歐美國家嚴重許多。你可以看到，政治在商品化，政治人物露面前要先經過商業化的包裝，教育也在商品化，一切都在商品化，連宣傳公益都要靠廣告包裝。
這個現象讓人非常害怕，如果我們不能意識到這一點，並以實際行動做一些制衡的話，就只能被牽着鼻子走。我們無法期待打開報紙會看到什麼好消息，照這樣走下去，結局只會越來越嚴重。
物質消費成了共同價值觀
工業革命最先發生在英國，距今約兩百年，而制衡的力量也在十九世紀中葉出現。一方面科技發展得很快，資本主義興起，人們開始從農村往城市聚集，就在一座巨大的城市中，商品消費的觀念形成。
面對大量的工人，工廠要付出大量的薪水，所以需要大量的生產。生產後，當然就要有大量的消費，如果沒有消費，貨賣不出去，就賺不到錢，養不起這麼多工人，工廠就會倒閉。基本上，消費生產是個連鎖機制，一開始不見得不好。
從一年生產出五百輛車子，到五千輛，然後是五萬、五十萬、五百萬車子時，怎麼辦？只好靠廣告競爭，刺激消費。於是消費和生產就變成一種惡性循環，而人也常常在不自覺中消費。我們不妨思考一下，你爲什麼要買這件衣服？買這部車子？是需要，或是因爲物質消費已經變成一種共同的價值觀？
知識人的風範
其實過去的知識分子是有一種叫做“風範”的東西，就是他們對於人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
雖然現在講起來簡直就像在講天寶遺事，這些老先生經歷整個近代史這麼一個大變遷時代，鍛煉出一種知識分子很特殊的“風範”。風範聽起來很抽象，我自己的觀察是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他們從小讀古書，不管是中國的或是日本的，受到東方文明非常優秀的訓練，使他們對於人性有一種道德上的相信。
我們讀古書，如《莊子》、《老子》、《論語》、《中庸》、《孟子》，基本上都是在談人的定位，很少是技術、知識上的東西。所以過去的知識分子在“人文”這個部分基礎深厚。後來他們也開始讀西方經典，讀到十九世紀時一些人文主義很強的作品如《戰爭與和平》，接着又經歷了一個新的社會革命，譬如說五四運動，或者中日戰爭，他們在這裏面歷練很多。所以當他們到臺灣塵埃落定時，我想他們身上真的有一種成熟，是後代的知識分子無法超越的。戰後穩定下來了，他們把對人的關懷轉化成對教育的理想和熱情，幾乎是當成宗教一樣的投入。我一九七六年從巴黎回來時，認識了俞大綱老師，他那時候在館前路有一間辦公室，每個禮拜三早上在那裏讀唐詩，讀李商隱，讀李賀。在座的一批人就是後來創辦漢聲雜誌社的吳美雲、黃永鬆，還有云門舞集的林懷民、吳素君、鄭淑姬，雅音小集的郭小莊、我、奚淞。我們這批人在那邊上課，不是爲了考試，就是每個禮拜有一天去見俞老師覺得很快樂。
在那邊，我常常會提出跟俞老師不一樣的想法，別的人會覺得很不禮貌，可是俞老師跟我很好，我會覺得，其實他就是對人文的相信。所以在俞老師過世的葬禮上，我們這一批人特別會覺得身上有一種負擔，我們要繼承俞老師所構成的東西，就是文化，並且把它傳承下去。
俞老師有一次跟我們跑到板橋，到廟裏去看歌仔戲。過去我們會覺得俞老師成長自文人家庭，應該不會接觸民間歌仔戲，結果歌仔戲一開始，老師就跟我們說歌仔戲的內容，我們嚇一跳，問俞老師怎麼都知道？他說，其實戲曲就是那麼幾個源流，歌仔戲、四川劇都是一樣的源流，那就是所謂“文化的根本”，所以即使沒有看過歌仔戲，他還是知道這個典故是出自《左傳》。這就是說，你如果有辦法把文化的根本弄好，後面很多東西就很順利，但我們現在的做法卻是相反，追求枝微末節的東西，反而把“本”失掉了。
親近這位老先生對我的影響非常大，也讓我今天不管怎麼樣，都會回頭去讀像十三經這樣的古書籍，這些書裏講的都是很根本的、屬於人性的東西。知識回不到人的本分，那就一定會出問題。
人文教育和“夠了”哲學
然而，現在我們要傳承這樣的風範是比較艱難的。整個社會物化的速度越來越快，教育也越來越無能爲力。很少人會有勇氣去對抗這個制度，你怎麼敢對一個高中生說：你不要考試，不要升學，你現在正是最敏感的年紀，應該去畫畫，去讀小說。我也不會鼓勵學生去對抗制度。雖然我自己是這麼做的。
只是我也要誠實地說，這麼做很危險，真的要非常小心。老師一定要是人師，教育本身就是對人的關心。當然，在體制內做最大的爭取與改革，不能只靠老師，我想就算俞大綱先生在這個時代，他也會是很安靜的。他是在一個非常優雅的文人家庭長大，他的哥哥俞大維、俞大紱都是一等一的院士。這種家庭真的不得了，就是因爲家教嚴，國學基礎好，又學習到非常好的西學，而能成就他們的風範。
俞大綱對我說，他爸爸媽媽喜歡看戲，經常帶他一起看戲、講戲，他就變成戲劇專家了。他的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的，從來不是拿着書本上課，所以你聽他講李商隱，一首一首講，不需要看書，因爲從小爸爸就是跟他一面吟詩，一面唱戲，把李商隱講完了。
我想，一個好的人文教育，還是要紮根在生活的土壤裏吧。
如果你的心被物質塞滿了，最後對物質也不會有感覺。就好像一個吃得很飽的人，對食物不會感興趣。當一個孩子要什麼就有什麼的時候，最後他會非常不快樂，這種痛苦是他的父母無法瞭解的。
西方的工業革命比我們早，他們已經過了那個比較、欲求的階段，反而回來很安分地做自己。我覺得每一次重回巴黎最大的快樂，就是可以找回這麼多人的自信。
譬如冰淇淋店的老闆，賣沒有牛奶的冰淇淋，幾十年來店門前總是大排長龍。但他永遠不會想多開幾家分店。他好像有一種“夠了”的感覺，那個“夠了”是一個很難的哲學：我就是做這件事情，很開心，每一個吃到我冰淇淋的人也都很快樂，所以，夠了。這種快樂是我一直希望學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