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是一部詩歌總集，那麼，它一共有多少篇詩歌呢？以下是小編帶來的是關於詩經總共多少篇，讓我們一起來了解吧。
《詩經》是中國古代詩歌開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原稱“詩”或“詩三百”，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前11世紀至前6世紀）的詩歌，共305篇，其中6篇爲笙詩，即只有標題，沒有內容，稱爲笙詩六篇（南陔、白華、華黍、由康、崇伍、由儀），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約五百年間的社會面貌。
孔子曾概括《詩經》宗旨爲“無邪”，並教育弟子讀《詩經》以作爲立言、立行的標準。先秦諸子中，引用《詩經》者頗多，如孟子、荀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人在說理論證時，多引述《詩經》中的句子以增強說服力。至漢武帝時，《詩經》被儒家奉爲經典，成爲《六經》及《五經》之一。
《詩經》內容豐富，反映了勞動與愛情、戰爭與徭役、壓迫與反抗、風俗與婚姻、祭祖與宴會，甚至天象、地貌、動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被譽爲古代社會的人生百科全書。
詩歌分類
《詩經》中《風》、《雅》、《頌》三部分的劃分，是依據音樂的不同，也是詩經作品分類的主要依據。
《風》包括了十五個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陝西、河南、河北、山東一些地方（齊、韓、趙、魏、秦），大部分是黃河流域的民間樂歌，多半是經過潤色後的民間歌謠叫“十五國風”，有160篇，是《詩經》中的核心內容。“風”的意思是土風、風謠。（十五國風：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鄶、曹、豳。
《雅》分爲《小雅》（74篇）和《大雅》（31篇），是宮廷樂歌，共105篇。“雅”是正聲雅樂，即貴族享宴或諸侯朝會時的樂歌，大雅多爲貴族所作，小雅爲個人抒懷。固然多半是士大夫的作品，但小雅中也不少類似風謠的勞人思辭，如黃鳥、我行其野、穀風、何草不黃等。
《頌》是宗廟祭祀的樂歌和史詩，內容多是歌頌祖先的功業的。《毛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這是頌的含義和用途。王國維說：“頌之聲較風、雅爲緩。”（《說周頌》）這是其音樂的特點。分“周頌”31篇、“魯頌”4篇、“商頌”5篇，共40篇。本是祭祀時頌神或頌祖先的樂歌，但魯頌四篇，全是頌美活着的魯僖公，商頌中也有阿諛時君的詩[2]。
表現手法
詩經賦、比、興，是詩經的表現手法，也就是現在所說的修辭。
“賦”按朱熹《詩集傳》中的說法，“賦者，敷也，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說，賦是直接鋪陳敘述。是最基本的表現手法。如“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即是直接表達自己的`感情[4]。
“比”，用朱熹的解釋，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明喻和暗喻均屬此類。《詩經》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於變化。如《氓》用桑樹從繁茂到凋落的變化來比喻愛情的盛衰；《鶴鳴》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來比喻治國要用賢人；《碩人》連續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膚，“瓠犀”喻美人之齒，等等，都是《詩經》中用“比”的佳例。
《詩經》“賦”和“比”都是一切詩歌中最基本的表現手法，而“興”則是《詩經》乃至中國詩歌中比較獨特的手法。“興”字的本義是“起”，因此又多稱爲“起興”，對於詩歌中渲染氣氛、創造意境起着重要的作用。《詩經》中的“興”，用朱熹的解釋，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就是藉助其他事物爲所詠之內容作鋪墊。它往往用於一首詩或一章詩的開頭。有時一句詩中的句子看似比似興時，可用是否用於句首或段首來判斷是否是興。例衛風·氓中“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就是興。。大約最原始的“興”，只是一種發端，同下文並無意義上的關係，表現出思緒無端地飄移聯想。就像秦風的《晨風》，開頭“鴥彼晨風，鬱彼北林”，與下文“未見君子，憂心欽欽”云云，很難發現彼此間的意義聯繫。雖然就這實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時代懸隔纔不可理解，但這種情況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現代的歌謠中，仍可看到這樣的“興”。
進一步，“興”又兼有了比喻、象徵、烘托等較有實在意義的用法。但正因爲“興”原本是思緒無端地飄移和聯想而產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較實在的意義，也不是那麼固定僵板，而是虛靈微妙的。如《關雎》開頭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原是詩人借眼前景物以興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關雎和鳴，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間的和諧恩愛，只是它的喻意不那麼明白確定。又如《桃夭》一詩，開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寫出了春天桃花開放時的美麗氛圍，可以說是寫實之筆，但也可以理解爲對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說這是在烘托結婚時的熱烈氣氛。由於“興”是這樣一種微妙的、可以自由運用的手法，後代喜歡詩歌的含蓄委婉韻致的詩人，對此也就特別有興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陳出新，不一而足，構成中國古典詩歌的一種特殊味道。
詩作來源
《詩經》《詩經》的作者的成分很複雜，產生的地域也很廣。除了周王朝樂官制作的樂歌，公卿、列士進獻的樂歌，還有許多原來流傳於民間的歌謠。這些民間歌謠是如何集中到朝廷來的，則有不同說法。漢代某些學者認爲，周王朝派有專門的采詩人，到民間蒐集歌謠，以瞭解政治和風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種說法：這些民歌是由各國樂師蒐集的。樂師是掌管音樂的官員和專家，他們以唱詩作曲爲職業，蒐集歌謠是爲了豐富他們的唱詞和樂調。諸侯之樂獻給天子，這些民間歌謠便彙集到朝廷裏了。這些說法，都有一定道理。
詩經
尹吉甫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詩經》的主要採集者，被尊稱爲中華詩祖。尹吉甫出生於江陽（現瀘州市），晚年被流放至房陵（房縣古稱），死後葬於今湖北房縣青峯山。房縣有大量尹吉甫文化遺存。他輔助過三代帝王，到周幽王時聽信讒言，被周幽王砍了頭，後來知道錯殺，做了一個金頭進行了厚葬，爲了隱蔽別人盜墓，做了十二座墓葬於房縣東面。
周宣王大臣。兮氏，名甲，字伯吉父（一作甫），尹是官名。周房陵人。獫狁（古民族）遷居焦穫，進攻到涇水北岸，周宣王五年（前823），尹吉甫率軍反攻到太原，並奉命在成周（今河南洛陽東）負責徵收南淮夷等族的貢獻，並在朔方築城壘。遺物有青銅器兮甲盤。湖北有尹吉甫宗廟—————建於唐朝的著名的房陵青峯區寶堂寺，瀘州有尹吉甫撫琴臺遺址，山西平遙古城有尹吉甫點將臺、湖北有墓和墓碑遺址。
西周宣王時，北方獫狁遷居焦穫，進攻到涇水北岸，侵擾甚劇。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尹吉甫奉周宣王命出征獫狁，率軍反攻到太原而返，駐防今平遙城一帶。據清光緒八年《平遙縣誌》載：“周宣王時，平遙舊城狹小，大將尹吉甫北伐獫狁曾駐兵於此。筑西北兩面，俱低。”又載：“受命北伐獫狁，次師於此，增城築臺，教士講武，以御戎寇，遂歿於斯。”曾作《詩經·大雅·烝民》、《大雅·江漢》等。
創作背景
相傳中國周代設有采詩之官，每年春天，搖着木鐸深入民間收集民間歌謠，把能夠反映人民歡樂疾苦的作品，整理後交給太師（負責音樂之官）譜曲，演唱給天子聽，作爲施政的參考。
西漢史學家司馬遷說："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詩經
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史記·貨殖列傳》）あ。由此可知，周代已是一個農業社會。這裏所講的虞夏之貢雖不可信，但周代的祖居之地宜於農業卻是實情。這從"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綿瓜瓞》等詩篇來看，周族確是靠着農業而興盛發展起來的。《豳風·七月》則完整地敘述出一年之中的農事活動與當時社會的等級壓迫關係。另外，在《詩經》中的《南山》、《楚辭》、《大田》、《豐年》、《良耜》以及《周書》內的《金滕》、《梓材》、《康誥》、《洛誥》、《無逸》等篇中，都有農事的記載。
農業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周族在武王伐紂之後成爲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隸私有與貴族領主的統治成爲這一歷史時期的社會政治特徵。宗教信仰與社會政治融爲一體。這就是《詩經》中爲什麼會有許多祭祀性頌詩與雅詩的社會基礎。宰我曾問孔子何謂鬼神，孔子回答說："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並且進一步解釋："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官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返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禮記·祭義篇》）以此瞭解《詩經》中的頌詩、雅詩，便可以得其要領。
周代由文、武奠基，成、康繁盛，史稱刑措不用者四十年，這時可稱爲周代的黃金時期。昭、穆以後，國勢漸衰。後來，厲王被逐，幽王被殺，平王東遷，進入春秋時期。春秋時期王室衰微，諸侯兼併，夷狄交侵，社會處於動盪不安之中。反映周初至春秋中葉社會生活面貌的《詩經》，就整體而言，正是這五百年間中國社會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創業的頌歌，祭祀神鬼的樂章；也有貴族之間的宴飲交往，勞逸不均的怨憤；更有反映勞動、打獵、以及大量戀愛、婚姻、社會習俗方面的動人篇章。
文學是生活的反映，而生活又具有社會歷史特徵。我們研究《詩經》，首先要注意產生《詩經》的歷史社會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