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句俗諺：“貴人多忘事”。這是老百姓積千百年痛苦經驗而後得出的教訓。這五個字雖然平淡，可是揭出了貴人之所以“能”貴，所以“爲”貴的真相，簡短明快，深刻雋永。
譬如有些貴人們，暮夜受金，不厭其多，但在堂而皇之的演說中，則諄諄告誡下屬必須“廉恥自守”，格言成串，亦不厭其多；這當然不是貴人的“言”不顧“行”，而因爲他“善忘”。或又如，口頭上堅持抗戰到底，夢魂中不忘“榮譽的和平”，這當然也不是“包藏禍心”，而是“善忘”。
但是幫閒們也有一個“格言”，曰“民衆善忘”。
例如：抗戰以前，老百姓是不許將中國的政教得失和外國相比的，理由是中國有特殊的國情；而這所謂‘特殊國情”，在說到蘇聯的時候，尤其被強調。可是最近，這種論調卻又變了，比方爲了要證明中國老百姓之不應該要求“人權”和“”，而且要羅織凡要求“人權”和“”者皆是“想破壞我們的政治中心”，於是就“假如”蘇聯的托洛斯基派，克倫斯基一黨一，以及海外白俄，都乘德軍入境的危機，以“人權運動”或“鬥爭”來搖撼斯達林政權，“便在中國國內也有人爲之扼腕了”。這裏，“特殊國情”之居然並不存在，尚不足怪；可駭的，倒是據說在“向邁進”的.中國而有了老百姓的“人權運動”與“要求”便成了“想破壞我們的政治中心”的彌天大罪！而尤其可鄙的，是誣衊了“向邁進”的中國還不夠，且以含血噴人的伎倆，把“托洛斯基派，克倫斯基一黨一，海外白俄”一串的惡名，栽誣在“人權”與“”的要求者的身上。
這樣的議論居然公之於世，想來也無非該論客“認爲”民衆善忘，故思“利用民衆的善忘”。
可惜民衆並不善忘。大家還記得：托洛斯基，克倫斯基輩“事業”之不成，在中國也有人曾“爲之扼腕”的。不是民衆善忘，倒是他們自己善忘。
做中國的民衆，真也不易；“人權運動”是犯罪的，“要求”也犯罪，可是國家事壞了，官不負責；一國之內，非官即民，既然官不負責，該負責的，當然是民衆了。這是“特殊國情”。現在又平白地得了個“善忘”這罪名。但如果民衆要表示並不善忘的時候，幫閒篾片們又大叫“不要炒冷飯”了。到底民衆是“善忘”好呢，還是“不善忘”好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