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那一排排半遮半掩的窗戶,傳出來的琅琅的讀書聲。春末夏初，在北方是最宜人的季節。這樣的季節隨便開窗關窗都無所謂，因此我習慣走進教室將窗戶半遮半掩，自然我的學生們也就受其感染了。
語文是不大受學生重視的。炎熱天，課堂裏常常有學生爬在課桌上睡覺，於是我就捧着課本在那些睡覺的學生身旁高聲朗讀，催他(她)醒過來。我不會象其他教師那樣提着睡覺學生的耳朵大聲呵斥。
我不喜歡教授枯燥的論說文。學生們喜歡我講小說、散文和感情色彩濃厚的回憶性的文章，如朱白清的《荷塘月色》、自居易的《瑟琶行》、魯迅的《藥》《爲了忘卻的記念》等。二十年過去了，和許多學生相逢時，他們都念念不忘我在課堂上講這些文章時的動情。
幾棵高大的柿樹下有一排並不高大的房子。學校會議室和幾位校長的辦公室就在這排房中。秋蟬鳴叫時校長就打開房門，端着一個大茶缸兒朝柿樹上揮揮手。校長是涇陽縣人，姓白名德全。他資格很老，解放前就參加了中共地下黨。他頭髮是銀白色的那種，碩大的頭顱配着濃眉大眼，身材又高大，老師和學生都對他非常敬畏。秋天剛開學那陣兒天氣還有些炎熱，他仍將中山裝的扣子扣得一個都不剩。
我剛分到這所學校時，只帶—個班的課，另有一項工作，就是起草學校的各種文件。整整八年我只當過一學期的班主任，因之對教過的學生姓名記住得很少。那時講桌上有學生的座位和姓名，那個學生上課走神時我就照着座位表喊著名字提問，果然都所答非所問，課堂上就響起一片笑聲。那笑聲令走神的學生臉紅，這時候，我講課就來了勁兒。
學校規定教師每週需聽課兩節，我聽課最多的是柏生堯老師。他講課時大部分時間操着不太標準的普通話，講到激情處來幾句上方言俗語，令學生們鬨堂大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講契訶夫《裝在套子裏的人》時惟妙惟肖的神態，活象舞臺上的演員。
課餘，我最常去的地方是學校的閱覽室。閱覽室是專供教師用的。教學樓西頭有一排平房，中間三間就是閱覽室。邁上磚頭砌的臺階，一位嬌小、和藹、白淨的婦人就迎到門口。
“進來吧。”
她的語調永遠都那麼輕柔，微笑永遠那樣燦爛。她管理的閱覽室每天都窗明几淨，報刊雜誌整齊排列擺放着。我就在那三間散發着清新、洋溢着微笑的閱覽室裏如飢似渴地吸吮着知識的乳漿。
那位婦人是王副校長的愛人，在我離開那所校的.第八個年頭她便告別了人世。在以後的歲月裏常常回憶到她。無論多晚，只要我未離開閱覽室，她就靜靜地坐在門口等我。正午的陽光或者晚霞映在她的臉上，她的微笑常常在我的腦海裏幻化成一朵美麗的花，那朵花有時會盛開在夢中，散發出淡淡的香。
晚飯後，我會和鍾景峯去田野散步。我和他從同一所學校同一個班畢業，和我一樣內向而充滿激情。我們同時在文學上起步，他攻詩歌，我寫小說。那時距校園不足五百米處便是田野，我們—同揹着手在田間小道上談文學，論人生，對未來充滿憧憬。月光，溫柔地在田野裏留下兩個瘦削的身影。晚自習後，學校附近的學生是從田間小道回家的，在經過我們身旁時會情不自地禁地捂嘴偷笑。我們並不反感他們的笑，相反卻充滿了感激之情。許多年之後，當他們聚在一起談論田間小道上我們的背影時，都會不約而同地把它視爲這座小城迷人的景緻。
“太古典了。”
一位很有文學天賦的學生這樣慨嘆，他後來考上了復旦大學。
執教的歲月也有迷惘的時候。迷恫是—杯灑，其中浸滿了苦辣。記得有一次我在講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時由於出現了邏輯上的混亂，引起學生的交頭接耳。下課後我的大腦一片空白，倒在宿舍的牀上眼裏噙滿淚水。我把自己關在房間不敢出門，連晚飯後的散步也以身體不適爲由向摯友鍾景峯推辭了。那晚我沒有睡覺，把課文重新研讀了幾遍，等到理出了講解的頭緒，窗外已是一片灰亮。
那種迷惘對於一個教師來說是刻心銘骨的。“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韓愈的名言在那八年中常令我汗顏和恐慌。我明白自己並不是一個優秀的教師，我的良知也不允許自己愧對學生。於是我決定逃離。
我也義無反顧地選擇了背叛和逃離。
在一個秋天，我永遠跨出了這座校園，來到那個小城人所羨慕的官場。
官場於我也不適應，但一旦躋身於其中，想逃離卻也並非易事。
我只有認命了。
然而現在，我仍然懷念那執教的歲月。那是知識的海洋，也是心靈的煉獄。那些純真的學生是我的一面鏡子。在他們面前，我只有永遠正確，永遠是真理的化身。
可是我很難做到。
那麼，我只有逃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