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的渴望是其動力之一。這種渴望的水平並非一直不變，它會因成就感而上漲，因挫敗感而下跌。要幸福必須先經歷失望！（在文學中，這種反差是永恆的主題。）
布里克曼和坎貝爾所說的享樂跑步機的運作機制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永不知足，即隨着情況的改善，對此前相同滿意度的要求也會隨之提高。他們提出的適應水平理論是當代的典例。這一理論在心理物理學中有一個類比：同樣是舉起一個10磅重的東西，如果我們在此之前舉起過一個5磅重的東西，那麼我們就會感覺這個10磅重的東西比較重些；而如果我們在此之前舉起過一個20磅重的東西，那麼我們就會感覺這個10磅重的東西較輕一些。類似的，人們會根據自己最近的經歷來對自己當前體驗到的痛苦和愉悅程度進行評定。布里克曼和坎貝爾認爲，對刺激的主觀體驗並不是刺激的絕對水平的指標，而是刺激的相對水平的指標。當環境變得越來越令人愉悅時，人們對愉悅的主觀評定標準也會變得越來越高。
正如我在第四章中提到的那樣，人們每獲得一次提升，就會開始期待下一次的提升。期望提高理論的要點就在於：人得到的越多，期望就越高。期望提高理論和抱負提高理論都可以用來解釋爲什麼國民收入的增長不能帶來國民幸福感的提升。當適應水平理論與期望和抱負提高理論結合在一起時，我們距離享樂跑步機也就不遠了。
如果個體主要是根據自己先前的經歷來評估自己的滿意度，那麼當個體的愉悅水平上升時，個體往往會朝着更好的方向發展。
那麼逝去的不幸是否會迎來現在的幸福呢？這取決於個體會選擇拿現在的情境和過去發生不幸的情境進行比較（讓人更加快樂），還是選擇將過去的不幸看作當前的負擔，讓當前的感受被過去的情緒所左右（讓人更不快樂）。鑑於這些選擇，那麼不幸的童年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只有在回顧過去時，這纔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畢竟，有哪些父母會爲了讓孩子長大後感到更加幸福而故意給孩子一個不幸的童年呢？無論如何，有證據顯示，童年的幸福與成年的幸福是不相關的。此外，另有證據顯示，在大蕭條時期，青春期的磨難會讓青少年得到鍛鍊，使其成長爲適應能力更強且快樂水平更高的成年人。
與適應水平理論的假設相反，如果將個人幸福時間的總和作爲相關標準，那麼個人將不得不對幸福的得失進行比對。有些哲學家（特別是塔塔爾凱維奇）認爲我們需要用整個一生才能對自己幸福與否作出評定。梭倫也提醒我們：“蓋棺才能定論。”
由於一生當中既有快樂，也有痛苦，因此個體會徵用自己未婚時的不幸記憶來襯托自己已婚後的幸福，以便改善自己當前的不幸感受。但這其實是弊大於利的。無論如何，不要指望利用不幸的童年記憶來提高成年的幸福感。
在這種關於愉悅的適應理論中還有一條附加說明：對生理痛苦（以及某些生理愉悅）的適應似乎與對心理痛苦的適應是不同的。感官享樂系統很少表現出對享樂的適應。到目前爲止，我主要集中在自我比較上，但社會比較卻更有利於對享樂相對性的思考。布里克曼和坎貝爾認爲，確立享樂適應水平的最有效機制就是社會比較。因此，當個人必須達到一定的滿意度，以便與他人的預期收益持平時，享樂跑步機就會開始運行。水漲則會船高，但如果個人的滿意度取決於自己是否比別人做得更好，那麼水漲得再高，也無法給個體帶來更多的快樂。換個比喻：金牌獲得者會感到快樂，因爲他贏得了比賽；銅牌獲得者也會感到快樂，因爲和那些沒有取得名次的人相比，他至少有名次；但銀牌獲得者是不快樂的，因爲他會拿自己和金牌獲得者進行比較。
適應水平理論中很有趣的一點就是關於平等價值的解釋：如果我們抹去了所有人的差異，那麼我們會不會因此而破壞了作爲滿意度的基礎的社會比較呢？還是說，這樣做反而會讓滿意度最大化呢？先前的章節已經給出了關於這兩個問題的答案：（1）和自我比較相比，社會比較並不是一種更好的生活滿意度的基礎；（2）正如托克維爾所說的那樣，作爲一種普遍的分配標準，平等似乎會促進社會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