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想買輛新自行車。我這輛車老舊了，上下班湊合着用。買新車談何容易？要有自行車票才行。時當1981年，改革開放初，供應還不充裕。我曾改乘公交車。本市公交多，但上下班高峯時乘客也多。爲免除早晚排隊、等車、換乘之苦，我只好還騎我的舊車。
忽聞市裏分給我單位兩張自行車票。於是衆目睽睽了，竊議紛紛了：渴望，但不知票落誰手。我資歷淺，新調入，又年輕，自認與車票無緣，就不關心此事。結果很快就出來了：一票給了一位年長者；那常跑外勤的，分得另一票。大夥覺得還公平，也就微瀾平復，密雲消散了。人們依舊守崗盡職，我也依舊舊車上班。
一天晚上，門口守公用電話的叫我接電話。我拿起電話，恭問哪位。“猜猜我是誰？”對方是本地口音，但我說了幾個名字都不對。“16年前，咱倆同桌。想起來了吧，好朋友？”“孫敬明！”我喊了起來，“你現在在哪兒？”“在懷遠裏的老宅。前天剛從日本回來，想去看你呀！”簡約交談、定好相聚的時間後，就掛了電話。我的心緒恰似餘燼遇乾柴，烈焰夾着火星，騰騰躥起，照亮了我們倆童年的友情時光。
小學三年級時，他跟我同桌。那時作業少，在校就能寫完。孫敬明總是早早完成作業，跑到操場玩。不久就被班主任老師撞見，帶回教室，查看他的作業。他確實都寫完了，而且沒有半點錯。老師問我，是他自己寫的？我點頭說是。老師知道我們倆相好，又問“真的？”這一問，我覺委屈，就拿我的紅領巾作保證，沒撒謊。後來，一些同學就拿他的本子對正自己的作業。他貪玩不大唸書，可考試總不出前六名。每逢寒暑假，就湊在我家弄收音機玩。辛苦地裝畢收音機，調好，提心吊膽地等結果。待機子裏《東方紅》歌聲一響，那成功的.歡樂和幸福之感，至今如在眼前。不久，他搬家了。再後來，他特意跑來告我：爸要送他到日本他舅舅那去，不知什麼時後才能回來。我們倆都很難過。我把自己最得意的一張畫送他，紀念我們“東方紅”似的童年時代。兩天後，我送孫敬明到車站，正是1972年冬。
聚會的那天晚上，我到街口把孫敬明接回家。他把帶來的禮物送我：一套日本茶具 ，很漂亮。晚飯後敘舊，才知道他到日本讀書到大學畢業 ，進入一家日企已經三年。夜深了，我留他住宿，徹夜談。他答應回日本前還來看我。
孫敬明來道別時，我送他景泰藍瓶，是特意給他買的。他說，這裏有些東西不好買，缺什麼就說話。他在日本能辦的，一定盡力。我忽然想起了我的老舊自行車。稍許猶豫，還是說了：可否幫我買輛車？無需名牌，一般的就行。車錢可匯去。他略微沉吟，道，咱倆不說錢。車，能辦，就是得等些日子。
一個月過去，託孫敬明買的日本車沒來。又過了兩個月，依然渺無音信。我想，孫敬明最守信。沒買車，一定是他或他舅舅家有突發事故。我不該冒然託他買車。一天，我正在班上，辦公室的叫我，快，電話，海關的。對方讓我帶上必要的證件，到海關提車。啊，我的日本自行車終於到了！我正高興，對方又道，多來個人，是汽車。我一聽就蒙了。後悔死了：我當時只說買車，怎麼就沒說清是買自行車？孫敬明工作不久，積蓄不多。爲給我買車，可苦了他了！來的是汽車，怎麼辦？冷靜之後，我找局長說了此事，且願把汽車交給局裏。局長聽罷笑了，道，我也養不起它。這樣吧，我替你上交市裏，算你捐給國家的財產。再發自行車票，哪怕就一張，也一定給你。
後來，局長果然分給我一張自行車票。我騎着買來的新車上下班，直到退休。兒子上班後騎的卻是摩托車。沒幾年，他又買了汽車。我早晨遛彎兒，大路上的汽車長陣正壯闊前行，恰如流水，沖走了當年我在其中的自行車流，而且前不見頭，後不見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