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教授有一句名言：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意思是說，沒有哪一種文化可以永恆不變地主導世界：它總會衰落，讓位、退休、靠邊站，從文化的一號位置滑向配角位置。這不，西方文化主導世界的年月已經夠悠長的了，從20世紀最後十年開始，它應該向我們東方文化－－而且特別是向以中國傳統文化爲代表的東方文化——讓位了（詳見《"天人合一"新解》，《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3年第1期）。
季羨林教授形象生動的論斷引起不少爭議。有人說這是文化循環論，有人則謂之曰一廂情願想當然。然而，大家不能否認的卻是，季教授的論斷確乎反映出一種文化思潮的變動，是這種文化變動的一部分。這種文化變動，就是與八十年代文化思潮迥然相異的“國學熱”。
讓我們回憶一下八十年代的情景吧！假如不健忘的話，人們當還記得，那個時候，你絕對看不到季羨林先生這樣的論斷。即使這樣的論斷存在，你也聽不到。因爲，它被另一種聲音蓋住了。這種文化的聲音非常高亢，格外激昂，容不得別的聲音存在。這種聲音，讓我們想到世紀初的新文化、五四，彷彿胡適、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又轉世重生了。他們高喊着“打倒”、“打倒”，“拿來”、“拿來”，舉着“科學”、“民主”、“西化”的大旗，披荊斬棘，前驅先路，做着“啓蒙”、“教化”的工作，創造着嶄新的歷史。這樣的文化聲音，人們喜歡給它戴上一頂極端化的帽子：激進主義。
激進主義的極端化主張，是全盤西化。它可以講出這樣的極端化的語言：搞上一百年殖民地，保管中國現代化。甚者至曰：幹嘛打跑日本鬼子？保不準鬼子能使咱看上彩電呢！至於老祖宗孔子、儒學、東方的“黃色文明”等等，只能是渣滓、糟粕，只有讓我們唱輓歌的份兒：河殤！
然而，曾幾何時，不過十年的工夫，風氣又變了。八十年代的文化激進主義、全盤西化，早已讓位於九十年代的文化保守主義、東方價值。筆者清楚地記得，學者們戲稱爲老闆的沈昌文先生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明確地說，他們《讀書》雜誌的基調要變了，要亮出保守主義的旗幟了！回頭再看，當年盛極一時、令衆多青年學生趨之若鶩的新老“三論”云云（控制論、系統論、信息論、耗散結構論、計量學、心理史學等，說法不一），而今安在哉！於是，季羨林教授的論斷倏然出現了！一股文化的風，有別於《聖經》所謂想到哪兒就到哪兒的風，彷彿吹在冬日的林野，碰到一粒小小火星，便蓬勃燃燒起來，匯聚成九十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觀：“國學熱”。
到底有沒有一個"國學熱"
說起“國學熱”，有人根本就不承認其存在。特別有趣的是，這些不承認的人，又大都是發動“國學熱”的人（參看《孔子研究》1995年第5期）。有位搞國學的中年教授甚至說：現在的大學生連古文都看不懂，更別說讀“十三經”了，夫復何談“國學熱”！
事實上，國學“熱”還是“不熱”，並不決定於是否承認，與大學生能否讀懂古文也沒有什麼必然聯繫。遙想當年，五四鉅子的國學功力，哪一位不是頂瓜瓜？然而，在風氣雲起、輿論形成的時候，在思想的衝動下，“國學”在他們的胸膛中又何嘗“熱”得起來！文化，特別是文化思潮，時常有它的盲動性，這又經常是理性、權勢乃至政治所無法左右的。只有待風氣轉變、輿論倒戈、理性重伸的時候，人們收拾身心，痛定思痛，才未嘗不會“絢爛終歸平淡”，重踏來時路。所以，思想啓蒙、開一代風氣的鉅子嚴復，臨死前卻說了這麼一句話：“中國必不亡，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這也就是文化保守主義最精粹的'宣言了！而我們觀察八、九十年代兩朝均爲活躍的若干學人（如李澤厚，見《原道》叢刊第1、2輯），又何嘗不是如此！
搞國學的人不承認存在一個"國學熱"，不敢乎？不願乎？不敢，何以不敢？不願，何以不願？倒是一些反“國學熱”的人，一口咬準，“國學熱”是明擺着的。要是連他們都不承認有一個"國學熱"，那他們反什麼呢？自然，搞國學的人硬說沒有什麼"國學熱"，也就讓對方沒什麼可反了！學術、學術，就是"學"與"術"。1998年，李慎之先生髮表長文《什麼是中國現代學術經典》（上海《文匯報》1998年8月28日），對劉夢溪主編的《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叢書及其爲該叢書所作的長序提出商榷意見。在我的今儒學案中，李老是劃歸在反"國學熱"一系中的，劉先生則歸在國學一系裏面。所以，李老這篇文章，我以爲可以看作是國學與反國學論戰的最新動向。而熟悉李老的人想必都知道，他的文章篇篇精彩，無一例外，本篇也就不能逃過－－反正我讀過之後，是非常感動的。因爲，李老文章的某些具體論斷，可以商量，可以再議，但整篇文章的基調，卻是明亮健康、積極向上、使人激動的。他開篇便依照劉序的順序，提出什麼是"學術"的問題。這個問題，當然可以討論，而有的時候也會出現尷尬，即你不討論，我倒明白；你一討論，我反而糊塗。而我是寧願從社會學的角度出發，將"學術"解釋爲"學"加上"術"的。不是嗎？我們在"國學熱"的討論中，就不僅僅看到了"學"，而是還看到了"術"。至於說什麼是"學"，什麼是"術"，我以爲只有請讀者去"得意忘言"了－－在學術討論中，我們是否也可以像在文學中那樣，有餘不盡，不把話說光，而是留些思索或想象給讀者呢？順便說幾句，劉夢溪先生洋洋灑灑的大序謂夏曾佑曾主持上海《時務報》，我的印象是夏氏與《時務報》根本就沒有關係；又說儒學固然長期處於正統地位，而荀、墨等諸子之學也沒有消逝，我卻以爲荀學原本屬於儒學，梁啓超、夏曾佑等人甚至以爲兩千年中國之學術，荀學而已；又謂章太炎"不信晚清以來的地下發掘物"，容有可商；至於所謂"康有爲在晚清思想界的影響不可低估"云云，卻是無須去說的。
開了那麼多會，寫了那麼多書，搞了那麼多講座，遊了那麼多國家，得了那麼多資助，辦了那麼多刊物，建了那麼多組織，受了若干次接見，還說沒有一個"國學熱"，誰能信呢？當然，這裏有個標準問題。懸想着今後的大發展，我們可以說它還不夠熱；比照着往日的破四舊，我們也可以說它熱得過分了。重要的是，大家都應該首先本着公正、平實、客觀的態度來討論問題，其次要釐清邏輯界劃，不要在不同的層次上討論問題。不然的話，夾帶着意氣和情緒，挾裹着權勢和信仰，在不同的層次上各說各話，清水也只能是越攪越渾。
當然，我無法回答"國學熱"這個詞是誰發明的，是誰最早應用的。衡估某種文化現象，往往很難甚至無法將其量化。但是，不能確定的源頭可以匯成滾滾的江流，這可以說是文化大潮的另一個特點。所以，儘管"國學熱"是確實的，但首先講出"國學熱"的人，又是無法確認的。這可能不符合我們的心理期待，卻是本真。同時也可以看出，在知識產權的殿堂裏，也有失物認領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