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十分催淚，爲人父母者更是感同身受。
然而一部好的影片，如果只是回味一下影片是否煽情，或者情節是否緊湊之類，總覺得還缺了點什麼。一直認爲，一部影片讓我們記住一個畫面或一句臺詞，就已經夠了。可是這部影片帶給人的何止這些。
關於影片獨特的敘事視角。
常人總是憎惡於人販子的泯滅人性，而影片後半段選擇了異於尋常的敘事視角，人販子的老婆李紅琴的遭遇與努力超出了我們尋常的認識，讓人心生別樣的況味。
田文軍念那段長長的尋人啓事，令人動容。最後一句大致是：如果有誰買了我的兒子，不要給他吃桃子，會過敏。
而李紅琴幾次在田文軍樓下看孩子，被田文軍驅趕後，她只是幽幽地說：不要給孩子吃桃子，會過敏。
田文軍天南海北尋子，被騙被逼，甚至無奈投江棄生命於不顧。
而李紅琴爲了獲得孩子的撫養權，變賣家產在所不惜，甚至出賣肉身棄貞潔於不顧。
田文軍和妻子認出兒子後，帶着兒子逃跑，被滿村人追着打。
而田文軍抱着孩子拼命逃跑的背後，是李紅琴拼勁全力的追趕，李紅琴叫着吉剛，孩子哭喊着叫李紅琴媽媽，李紅琴還和魯曉娟爲搶奪孩子拼命廝打。我竟產生錯覺：是田文軍和魯曉娟認錯孩子了，李紅琴纔是孩子的生母。
……
影片中這樣的對比有很多。爲什麼後半段要轉變敘事視角，爲什麼看着李紅琴的時候，我竟沒有影片中那些失子父母的憤怒，而只是心疼、心塞?影片借視角的轉換、視角的異於常理，又想告訴我們什麼?
是讓我們看到孩子被拐賣後受傷的`不只是失子父母和孩子，還有收養的父母嗎?是引導我們不要停留於感性的憤怒層面，讓我們思考造成買和賣的原因嗎?是讓法律和制度在對待處理此類案件時有情與理的考量嗎?是讓我們看到孩子和養父母建立了深厚親情之後，再回到親身父母身邊的那種“親情”的剝離感，不亞於二度傷害嗎?總之，影片讓我看到了，失子、尋子、得子、奪子過程中，誰都不是贏家，誰都帶着難以言說的傷痛艱難地前行、徘徊中堅強。
關於影片的人文關懷與體制批判。
影片中兩次提到：這是制度，我們是按制度辦事。制度確實能保障一個社會相對正常的運行，同時我們也應該思考制度的出發點和目的是什麼?是爲了人的安全和自由，而當制度不利於滿足人的安全需求或有悖於人的自由，這個時候，制度需要修正和完善，而且效率要高、不能過於滯緩。影片中對體制的批判力度確實不及人文關懷的觸動人心，但這兩者又怎會截然分開?恰恰是影片的人文視角在浸溼觀影者內心後，讓我們去思考：是什麼造成了這一切的發生?我們需要怎樣去修正改善我們的制度。
關於“她是人販的老婆”。
影片中幾近絕望的李紅琴在公交車上看到街頭的田鵬(吉剛)，便飛速衝下車去抱住孩子。那一刻，我覺得她真的是太想孩子，太愛這個朝夕撫養的孩子了。而此時人羣中傳來一句“她是人販的老婆”，憤怒立刻被點燃，李紅琴被那些痛苦而憤怒的失子父母一頓毒打，無論他們的孩子是不是被李紅琴拐賣的。此時的李紅琴在衆怒和拳頭之下，緊緊抓住田文軍的手說着對不起。
這一幕讓我想到了許多的場景：先前一豪車女子撞了一對母女之後，被憤怒的羣衆掀翻車子;“軍二代”的藥家鑫殺人點燃衆怒……
點燃衆怒的是什麼?不是一女子撞了人，而是豪車女撞了人。不是藥家鑫殺了人，而是作爲“軍二代”的藥家鑫殺了人。不是不明就裏的辛苦撫養孩子的李紅琴，而是“人販的老婆”。
在痛苦和憤怒面前，我們往往失去了就是論事的能力，我們往往對人和事件標籤化，用唯一的身份，從單一的維度去評判事件、表達情緒。
如果藥家鑫必須死，如果李紅琴必須受罪，也請就事論事。想起了紀伯倫的一句話：“一個偉大的人有兩顆心：一顆心留血，一顆心寬容。”當我們無法撿拾起就事論事的能力，我們又何談寬容。從一定程度上說，沒有寬容就沒有未來。
關於對人販處以極刑。
從網絡到現實社會，有很多人對人販深惡痛絕，必置之死地而後快。誠然，人販的行徑的確泯滅人性、令人深惡痛絕。可是，除了人販之外，還有誰該爲此類事件買單?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是買方嗎?是沒能有效遏制此類事件的政府有關部門嗎?還是我們整個社會?我們每個人?
販賣人口事件層出不窮、屢禁不止，我想起了熊培雲的一句話：“個案連在一起，就是現象;現象長期持續，就變成了時代特徵。”我想說的是，現象長期持續，就絕非個人問題，而是羣體問題、社會問題。
想到了在討論時評時多次給學生提及的一個案例：“1935年，在紐約市一個最貧困最髒亂地區的法庭上，一名老婦人因偷竊麪包正被審問。老婦人頭髮凌亂，手在微微發抖，囁嚅着說：‘原諒我。我需要麪包，來餵養我那幾個餓得直哭的孫兒，他們好幾天沒吃東西了……’她擡手去抹眼角的淚水。法官依然冷若冰霜，當庭宣稱：‘我必須秉公辦事，你可以選擇10美元的罰款或者10天的拘役。’判決宣佈後，時任紐約市長的拉瓜地亞從旁聽席上站起來，脫下帽子，放進5美元，然後向其他人說：‘現在，請諸位每人另交50美分的罰金，這是爲我們的冷漠付費，以處罰我們生活在一個要老祖母去偷麪包餵養孫兒的城市。’旁聽席上的每個人聞之動顏，認認真真地捐出了50美分。”
一個人的十惡不赦，往往也是這個社會經年累月的罪錯。對人販處以極刑有待考慮。我們還需思考的是：我們生活在一個人口販賣現象屢禁不止的社會，一個仍有一部分人將人口作爲商品進行交易買賣的社會，一個收養孩子有時要靠非法方式的社會，身處這樣的社會，無論買賣雙方，還是政府相關部門，抑或是我們每個普通公民，人人都難辭其責。
作爲普通公民，身處自媒體時代，我們如何關注、參與到公共事務中來;如何打破沉默，理性表達我們的訴求與思考;如何真正做到敬畏生命……這個社會會好嗎?我們每個人都難辭其責。
想起陶行知的一段話：“中國要到什麼時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貴於財富，人命貴於機器，人命貴於安樂，人命貴於名譽，人命貴於權位，人命貴於一切。只有等到那時，中國才站得起來。”(《中國的人命》)
影片結束時，影院裏的人們未有一絲動靜，任憑白色字幕在黑色銀幕上緩慢滾動，很久很久，沒有人整理揹包，沒有人起身離開，沒有人說話，空氣似乎凝固，只聽到小聲的抽泣和空氣中揮之不去的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