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生(名珙，字君瑞，西洛人氏)，第一代流氓才子的集大成者，《西廂記》的橫空出世，遂成豎子之名。西廂花下，朗月當頭，浪子張生揭竿而起，吹起了向古典愛情總攻的號角。有關愛情的虛無主義理想在張生明確的功利思想的凌厲攻勢之下，頓如美國雙子世貿大樓一樣土崩瓦解。立在唐宋傳奇和元雜劇深處的張生繡口輕吐，一下就淹沒了盛唐。因此，與其說《西廂記》是浪漫愛情的禮讚，毋寧說它是浪漫愛情的輓歌。
我必須充滿慚愧地承認，少不更事的我曾經長久地爲《西廂記》的誨淫誨盜深深陶醉，及至弱冠，《西廂記》中的“有情人皆成眷屬”的虛僞光輝亦令我生出仰慕的感覺。而今年近四十，始知誨淫誨盜和皆成眷屬是《西廂記》的兩極，而兩極的連接處卻是我們的盲點。《西廂記》高度符號化的人物的所指是其一面，而作爲另一面的能指被我們忘卻了。
張生的作派在《西廂記》裏嫵媚而陰柔。剛出場的張生像歷代的書生一樣，無疑是病弱的，他無比自憐地這樣自我評價:“學成滿腹文章，尚在湖海飄零。”文章與飄零的張力在張生身上難堪地對峙着，並要最終尋找到自己的出口。在沒有找到出口之前，可憐而可愛的張生只能是“萬金寶劍藏秋水，滿馬春愁壓繡鞍”。
飄零的價值最終會找到歸宿;而在此之前，對張生飄零的第一個獎勵在普救寺裏露出了端倪—如同上蒼註定，張君瑞命帶桃花，普救寺的驚豔直接催生了一首好詩:
月色溶溶夜
花木寂寂春
如何臨浩魄
不見月中人
該詩可謂孤篇壓全唐，足見張生的“學成滿腹文章”絕非空穴來風。張生以月亮—這人世間陰柔的代表起興，最後直抒胸臆，向着近在咫尺的月中人發出召魂令，瞬間建立起了多情的形象。你聽，張生像一個流浪歌手一樣唱道:寺廟的夜色多沉靜，那花兒寂寞地開在春風中，我靜立月下多飢渴啊，爲何沒有美眉來調情?張生大膽而浮誇地將煽情進行到底，其實踐精神當是空前絕後。若干年前，張生的老師也詠過月亮，他說:明月照到我牀前，我當是霜花和食鹽，擡頭我把月亮看，才知它沒故鄉的圓(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相比張生，老師就顯得不着邊際。若干年後，張生的學生就不再詠月亮了，他們只說星星，發誓要給情人“一扇朝北的窗，讓他看到星斗”，有張生的詩意，但顯得過於吝嗇。至於郁達夫之流的“曾因酒醉鞭名馬，怕爲情多累美人”則顯得自憐而變態，及至發展到“輕輕地我走了/正如我輕輕地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裏的那種欲擒故縱，那種小家子氣，那種小妾般的懦弱，足見流氓才子已呈現難以挽回的退化。張生的“月色溶溶夜”是明着勾引。他沒有想到的是西廂的另一側馬上會有美女作家即席高歌:很久以來我就性的飢渴，春來了我更感到沒着落，你在那裏大聲唱，我知你是個會疼人的好哥哥(蘭閨久寂寞，無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應憐長嘆人)。句句如同天籟，道出了美人敢上也甘上賊船的不凡氣魄。
文化流氓初戰告捷，雖然有點意外。
孫飛虎流氓無產者的形象肇始於漢高祖劉邦。遙想當年，漢高祖還是劉三的時候，因豔羨於始皇帝的兵馬威儀，遂產生了“大丈夫當如此”的罪惡念頭，由此可以看出，劉三們不是反抗現行的體制而只是宣泄自己骯髒內心的邪惡慾望。對比項羽的“彼可取而代也”的豪氣，二人的精神境界判若雲泥。但劉三的吶喊卻是流氓無產者的黨章，千年以下，衣鉢相沿，薪盡火傳。在這樣的行爲準則之下，流氓無產者從來只能破壞舊秩序，而無緣創造新秩序。流氓無產者嘯聚山林，打家劫舍，在古中國廣袤的大地上書寫下叛逆而無意義的詩歌。
譬如洪秀全，科舉的失利，使他看清了科舉的吃人本質，也萌發了他邪惡的願望。在對舊秩序不存絲毫幻想的情況下，洪秀全假借宗教的名義開始了抗爭並取得了看似輝煌的勝利。之後就是慾望的毫無節制的發作，一直把遠東變成了最大的妓院(朱大可語)。“皇帝輪流坐，明年到我家”的信念製造了一批批流氓無產者，也斷送了一批批流氓無產者。他們循着邪惡的道路，最後毀於邪惡。所以，“蒼天已死，黃天當立”也好，“吾恨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也好，無非是流氓無產者用來駭人的虎皮大旗。
在功能完備的社會體系中，真正的無產者是沒有出路的，爲秩序所允許的改變身份和處境的大門在沒有打開之前就已經對他們關閉了。在看不到未來的封建社會的漫漫長夜裏，無產者要麼心如死灰，自生自滅，託體同山阿;要麼懷着刻骨的仇恨活着，他們抱着對秩序的強烈質疑和對命運悄然反抗的信念並最終爲這樣的信念所異化。他們的典型就是孫飛虎和紅娘。
劉邦是被太史公高度符號化了的，更多的人不可能成爲劉邦、洪秀全、李自成，便出落爲孫飛虎之類的雞鳴狗盜之徒，在“殺一個夠本，殺兩個就賺一個”的底色渲染之下，以虛無的'浪漫主義激情，短視的理想主義準則，攻城拔寨，所向披靡，無堅不摧。
從階級屬性上看，孫飛虎是典型的流氓無產者，他具備了流氓無產者的一切屬性。他們最典型的性格就是對現存秩序的強烈不滿並由此帶來的強烈的破壞慾望，因此他們的形象經常和暴力及恐怖主義相聯。流氓無產者的暴力有時候劍鋒直指國家，但更多的時候，其暴力的霜刃往往指向國家利益的個體代表。在《水滸傳》裏，更多的暴力甚至指向了蟻螻般的無辜者。這時，我們看到的是流氓無產者被暴力所異化的猙獰的嘴臉，暴力與恐怖本身成了目的，一代代流氓無產者前仆後繼奔向暴力與恐怖，放縱着邪惡的慾望，併爲邪惡的慾望所左右，在二十四史中留下歪歪斜斜的腳印，他們高傲地揚起頭來，不知道個個臉上有着血污。
孫飛虎手中有半萬人馬，號令“人盡銜枚，馬皆勒口，鳴鑼擊鼓，吶喊搖旗”的惟一動機就是:“近知先相國之女鶯鶯，眉黛青顰，蓮臉生春，擄鶯鶯爲妻，是我平生願足矣。”一言既出，半萬人馬即圍困普救寺，崔鶯鶯頓成囊中之物。這是用暴力改變分配(當然包括美色分配)的一種典型形式。
紅娘但是，更多的人連成爲孫飛虎的機會也沒有，譬如紅娘。
紅娘的工作職責是明確的，她是崔鶯鶯的生活祕書，除此之外，關於她的姓氏、籍貫和身世，以及她如何走進相國之家對我們都是一個永遠的謎團。所有這些讓我們可以對她的身份進行明確的界定:失去了人身自由的無產者(還不是奴隸)。青春的紅娘腦海裏面必定一遍遍劃過有關人生的最基本的疑問:同爲女孩，同爲青春年少，爲什麼會有完全不同的人生軌道?爲什麼一個人必須依附於另外一個人?難道真如他們所說:“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狗熊兒混蛋”?爲什麼他們錦衣玉食，鐘鳴鼎食，而我卻只能端茶送飯，倒屎倒尿?對於紅娘這樣的姑娘來說，命運的本質的確顯得過於殘酷了。最爲可怕的是紅娘還自視過高，因爲她曾經不止一次地自誇說:“我雖是個婆娘有志氣!”很明顯，紅娘這句話不在於強調性別，而在於突出自己的志氣，只是《西廂記》中對她的志氣爲何物卻語焉不詳。荷爾德林說過類似的話:在那樣的年代，女僕要志氣何爲?因此，在紅娘身上同樣有着一種張力，那就是女僕的身份和有志氣的稟賦之間的衝突。心高命薄的張力需要尋找出口。張生給了紅娘一個出口。
張生邂逅鶯鶯的那一剎那，紅娘完成了自己身份的轉化—由女僕向女巫的轉化。魔笛即將吹響，風魔了的張解員和發了情的崔氏女該隨着紅娘的節奏起舞了。紅娘不但成功地向虛擬的敵人發起了進攻，並且時刻左右了敵人的腳步。紅娘十幾年的灰暗人生終於迎來了第一縷緋紅。是的，作爲主人，你掌握我的肉身，作爲僕人的我，今日卻要控制你的精神。至此，紅娘的人生揭開了嶄新的一頁—在這場運動中，無產者失去的只是鎖鏈，得到的卻是整個世界(西哲卡爾·馬克思語大意)。
因此，張生與紅娘的關係是複雜而單純的。張生與紅娘是狼和狽的關係，張生自以爲是地認爲自己在利用紅娘，螳螂捕蟬，豈知黃雀在後?沒有張生，紅娘只可能永遠是女僕，是張生給紅娘帶來了命運的捩轉，張生在成功佔有崔鶯鶯之時，紅娘終於找到了做人的尊嚴，一種心理上戰勝敵人、戰勝自我的尊嚴。紅娘何嘗不是利用張生完成了和平演變的大業。因此張生不是西門大官人，紅娘也不是爲了區區十兩銀子就亂說風情的王婆。難道張生一句流氓戲言—“怎捨得讓你疊被鋪牀”，就會給聰明的紅娘—這一位女中豪傑如此的行動力量?多麼可笑啊!張生還自以爲得計地說:“若共你多情小姐同羅帳，怎捨得讓你疊被鋪牀?”啊—呸!豎子真乃不足與謀!女中豪傑如紅娘者焉受用你這嗟來之食?(因此，我們也可以推知賈寶玉用這樣一句話對紫鵑姑娘說時，爲什麼林黛玉會勃然大怒)紅娘等待的是對富人階層的心理優勢和對崔家的話語權啊。紅娘，這潛伏在體制中的孫飛虎，她等待的是伺機對鶯鶯進行和平演變，這就是紅娘大肆誨淫誨盜的精神依據。
當崔張的雲雨勾當東窗事發，崔失身之後，紅娘對暴跳如雷的老婦人的態度馬上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折，她不但否認了自己在崔張性事中的豐功偉績，而且拒絕承擔鶯鶯失身的任何道義上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