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憲宗元和十年（815年）六月二十七日，柳宗元的生活翻開了新的一頁。經過從京城長安（今陝西西安市）南下的長途跋涉，這天，他來到柳州就任一州軍政最高長官——刺史。
“到官數宿賊滿野，縛壯殺老啼且號。”他一到任，就面臨着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許多善良的百姓被一些盜賊搶掠財物，年輕人被綁架而去當作商品販賣，老人反抗就被當場殺死，哭叫之聲不絕於耳。面對這種情況，柳宗元顧不了旅途的勞頓和身體的虛弱，馬上投入了工作。他“飢行夜坐設方略，籠銅桴鼓手所操”。白天，要忍着飢餓下鄉巡行查訪；晚上，則要坐在堂中思考治理的辦法，還得隨手拿着鼓槌，以便在接到報警後鳴鼓調遣兵馬前去處置……
唐代宗大曆八年（773年），柳宗元出生於祖籍河東（今山西省永濟市）的一個世代仕宦之家，他21歲考中進士，26歲又考中博學弘辭科，起初先後擔任集賢殿書院正字、藍田縣尉、監察御史裏行等職務。從青少年起，他就十分仰慕史籍上說的那些“古之大有爲者”，決心“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他33歲的時候，被提升爲禮部員外郎，參加了王叔文、王任爲首的政治集團，在唐順宗李誦的支持下進行了反對藩鎮割據和宦官專權的革新。革新失敗之後，於當年被貶爲永州（今湖南省永州市）員外司馬，過着“草中狸鼠足爲患，一夕十顧驚且傷”的屈辱生活。十年之後，被改派爲柳州刺史。柳州比起永州來說，不僅距離京城長安更加遙遠，而且當時在經濟文化方面也更加落後。他自己說過：“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不是被當權者認爲是罪重難饒的人，是很少被派到這地方來做官的。他到柳州任刺史，是“官雖進而地益遠”，是受到又一次的排斥和打擊。面對這種遭遇，他的心情十分複雜：一方面是滿腔憤懣，愁腸百結，痛苦不已。另一方面，又感到在柳州是“有社有人”，可以利用作爲一州刺史握有一定實權的條件，幹一番“振發枯槁，決疏汗潢”，使枯樹重新發芽、河道通達流暢的事業，施展自己的抱負。所以，儘管他那“十年踐踏久已勞”的身體到柳州後又患上了“奇瘡釘骨狀如箭”和“支心攪腹戟與刀”的'疾病，甚至曾出現過“鬼手脫命爭纖毫”的險情，變得更爲虛弱，但他仍然扶着病軀，以極大的熱情投入了地方的治理。
當時，柳州一帶還流行着迷信巫神、雞卜、濫殺牲畜的習俗。人生了病，不是求醫問藥，而是請巫師來占卜吉凶。開始時宰殺雞鴨一類的“小牲”祭神；病情沒有好轉，就殺豬羊一類的“中牲”；再不行，就殺牛馬一類的“大牲”；還是不行，病人就認爲是鬼神不肯放過，於是和親人訣別，用布遮面，不吃不喝等死。因此，這一帶“戶易耗，田易荒，而畜宇不孽”，給生產生活帶來很大破壞。柳宗元針對這種情況，採用了援佛入儒的辦法，主持修復被大火焚燬100餘年的大雲佛寺，讓僧徒們“擊磐鼓鍾”，宣傳佛教戒殺的思想，對百姓進行教化，引導人們注意保護牲畜，努力發展生產，有病就求醫找藥，不要迷信巫神。還“崇其廟，爲學者居”，充實廟內的設施，讓學生們在裏邊好好讀書學習。這種“以佐教化”的辦法，真的取得了使人們“復去鬼息殺”的良好效果，濫殺牲口的惡習改變了。
柳宗元在柳州還改革弊政、解放奴婢，開荒挖井、發展生產。
在柳宗元的倡導和鼓勵之下，四年內柳州城鄉面貌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出現了“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的新氣象：老百姓的生計安排得有條有理，租稅沒有積欠，逃亡在外的人也紛紛回來，頗有樂趣地興辦各種事業。還做到“宅有新屋，步（碼頭）有新船”。農家的“園地修潔，豬牛鴨雞，肥大蓄息”。生產有了發展，生活也有所改善了。社會上還出現了“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人相慈孝”的良好風氣。柳宗元對“城廓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還在江邊的驛道旁建了冬暖夏涼、別具特色的東亭，古城呈現一派生機，使得“柳民皆悅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