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是唐中葉優秀的散文作家和傑出的詩人，也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唯物主義哲學家。
劉禹錫，字夢得，唐中葉優秀的散文作家和傑出的詩人，也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唯物主義哲學家。他的詩熔意境和哲理於一爐，閃耀着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的光輝。
一、運用唯物史觀看待歷史
劉禹錫認爲：“天形恆圓而色恆青，週迴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恆高而不卑，恆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劉禹錫所謂“數”，是指客觀事物恆常的規律性，是人們認識客觀世界的基礎;“勢”指客觀事物變化的必然趨勢，他以“數”和“勢”來解釋客觀事物的存在變化，“數”與“勢”的關係是“數存而勢生”，這加深了對偶然與必然在事物發展過程中的關係和作用的理解。
劉禹錫生活在中唐，是赫赫的大唐帝國江河日下、日漸式微的時代。他與王叔文、宗元一起領導的“永貞革新”，觸犯了專權宦官、割據方鎮和士族大官僚們的利益，遭到了他們的合力反對。劉禹錫被一貶再貶，在朗州、連州、夔州、和州的巴山楚水間輾轉了22年，在貶謫的過程中，他寫了很多懷古佳作，密切聯繫中唐社會現實，總結歷代興亡教訓，從歷史的演變中認識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諷古喻今，爲唐王朝提供了歷史借鑑，以冀最高統治者革除弊政，永固江山社稷。
《荊州道懷古》作於805年，“南國山川舊帝畿，宋臺樑館尚依稀。馬嘶古樹行人歇，麥秀空城澤雉飛。風吹落葉填宮井，火入荒陵化寶衣。徒使詞臣庾開府，咸陽終日苦思歸。”首聯“南國山川舊帝畿，宋臺樑館尚依稀”，粗粗兩筆就把江山易主、古都破敗的景象勾勒出來了。頷聯、頸聯描述了京畿昔日的繁華和今日的荒涼蕭瑟。詩人面對南國山川，緬懷歷史往事，惋惜宋齊樑陳幾個朝代的滅亡;面對現實鬥爭，對革新政治的抱負不得施展充滿悲憤，對唐王朝岌岌可危的政治局勢十分憂慮。
《漢壽城春望》作於劉禹錫被貶朗州期間，“華表半空經霹靂，碑文才見滿埃塵。不知何日東瀛變，此地還成要路津。”興和廢不是永恆的、不變的，是互相依存，互相轉化的。有興就有廢，有廢就有興。如詩中所言：一旦東瀛有變，此地還要成爲路津要塞的，正如滄海桑田，世事更迭變遷。“永貞革新”失敗後，劉禹錫屢次遭貶，某些小人在憲宗面前煽風點火，憲宗追加了一道命令“逢恩不原”，讓他一輩子也很難翻身。詩人深知興廢進退相互轉化的道理，他明白老子所說：“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於是他不消沉，不悲觀，等待着東瀛有變之時，以實現其“憂國不謀身”的願望。
《金陵五題》是劉禹錫任和州刺史期間作的一組懷古詩，他以南京五個地名作爲詩歌標題寫了一組七言絕句，於詠歎六朝的興亡中，流露出對唐王朝日漸式微的感慨。《石頭城》寫道：“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時舊月，夜深還過女牆來。”詩開頭極力渲染了故國的荒涼，而環繞在石頭城周遭的羣山依然如故，石頭城卻空空如也，除了江潮，鮮有問津。石頭城的荒蕪連無情的潮水都覺得索然無味，只能寂寞而歸。今昔之感頓現，讀者的淒涼冷落之情頓生。《烏衣巷》寫道：“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東晉王、謝兩個顯赫的大家族居住在烏衣巷的時候，朱雀橋上車水馬龍，但在五百年後劉禹錫的詩中，朱雀橋邊卻野草蓬勃茂盛，甚至還開出了野花。儘管時光過去了四五百年，但是自然的規律不變，燕子到春天依然回來，依然飛回它原來的故巢，原來是寄居在王謝的家裏，此時卻飛進了烏衣巷的尋常百姓的家。看似描寫自然風光，卻折射出了時代的變遷，凸顯了滄桑之感。
《金陵懷古》作於劉禹錫被罷和州刺史，返回洛陽的途中。“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後庭花一曲，幽怨不堪聽”。金陵，“中阜龍盤，石頭虎踞”，上有“王氣”，下靠大江，是六朝形勝之地。然而，天險、“王氣”沒有挽救任何一個王朝的命運，六朝還是相繼滅亡。他告誡唐王朝的統治者，亡國之音尚在耳畔，歷史教訓不可遺忘，不可重蹈六朝的覆轍。
詩人站在時代的高度，以一個政治改革家和思想家的視角，將現實的感受與歷史的沉思結合起來，以歷史題材反映現實內容，寓深刻的哲理於詠詩懷古之中。
二、用運動變化發展的眼光看待事物
劉禹錫在《問大鈞賦》中說：“以不息爲體，以日新爲道”，“物壯則老，乃唯其常;否終則傾，亦不可長。”他認爲，說運動不息，變化不已，新陳代謝，這是事物的常態。詩人以唯物主義觀點觀察客觀事物時，注意到矛盾對立及其轉化廣泛存在，表達了積極向上、奮發不已的精神。他以陰陽、禍福、治亂、否泰、通塞、利鈍等矛盾對立的概念來說明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種種對立、矛盾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互相轉化。
《樂天見示傷微之、敦詩、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詩以寄》作於公元831年，三年內，白居易的三位好友微之、敦詩、晦叔離世，給白居易很大的打擊，白居易寫了《微之、敦詩、晦叔相次長逝，巋然自傷，因成二絕》寄給劉禹錫，劉禹錫一爲悼念亡友，二爲寬慰樂天，便寫了這首七律。“吟君嘆逝雙絕句，使我傷懷奏短歌。世上空驚故人少，集中惟覺祭文多。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後波。萬古到今同此恨，聞琴淚盡欲如何!”詩人擺脫傷懷的情緒，對生與死作了冷靜的分析，他認爲生與死是事物發生發展的自然規律;茂盛的樹林，新葉年年催換着舊葉;奔騰的流水，前波時時讓位給後波。有生必然有死，劉禹錫以自然界的這種生生不息、新陳迭代的蓬勃景象爲比喻，說明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必然規律。勸慰白居易，嗟老悼亡是古已有之，古今相同，但爲悲悼死者而極度悲傷，不論是對死者還是對生者，都是毫無裨益的。詩人看到了事物的發展變化，不同於一般悼亡詩流露的感傷情緒，表現出一種奮發向前的精神。
在《酬樂天詠老見示》中，劉禹錫樂觀豁達地看待衰老。詩中寫道“經事還諳事，閱人如閱川。細思皆幸矣，下此便然。莫道桑榆晚，爲霞尚滿天。”劉禹錫和白居易在晚年同患足疾和眼疾，同病相憐。但兩人對待“老冉冉其將至”的態度卻不同。白居易對待衰老、死亡時常流露出消極悲觀的情緒，劉禹錫則表現出對老之將至、新陳迭代的.樂觀豁達的情緒。他認爲老年人見多識廣，經驗豐富，對人情世故的瞭解如觀看江河般清晰;仔細想來，老了也是一件讓人慶幸的事情，克服了怕老的思想便會無牽無掛。即使是日在桑榆的傍晚，晚霞也可以照得彤紅滿天。“莫道桑榆晚，爲霞尚滿天。”二句歷來爲人傳誦。
劉禹錫以唯物主義運動發展變化的眼光看待事物，從不利因素中看到積極的方面。他有風物長宜放眼量的氣度，不因一事一物的得失而憤懣，比如“人生不失意，焉能暴己知”，“不應感哀節，安能激壯心”，“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以這樣高昂的志向和樂觀的精神激勵後來人。
三、無神論思想
劉禹錫繼承了先秦時期老子、荀子的樸素唯物主義的傳統，寫了著名的《天論》，給“天”作了唯物主義的解
釋。他說，“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他提出“天與人交相勝”的學說，和唯心論者、有神論者展開了鬥爭。劉禹錫在《天論》上篇指出：“人能勝乎天者，法也。”他在《天論》下篇寫道，堯、舜根據人道辦事，不談天命，記載堯、舜的書，開頭就說考查歷史，不說考查天命;幽、厲全憑上帝作招牌，不敢談人事，諷刺周幽王、周厲王的詩篇，開頭就講上天，不講人事。……堯舜時代是盛世的象徵，對那時的老百姓難以用神鬼來欺騙;商代的風俗已經敗壞，統治者只能用天命來驅使百姓。劉禹錫根據以上的史實得出結論：上天是不能干預人事的，天命論的產生和流行主要歸因於社會政治原因，亂世昏君宣揚天命論是爲了欺騙和奴役老百姓。
劉禹錫的寓言詩《有獺吟》很好地表達了他的唯物主義思想，有力地批判了唯心主義的天命論。詩中講了獺和鶚的故事，獺祭魚祈求得到上天保佑反而被漁翁擊斃，和魚一起變成漁翁的佳餚;黃金鶚捕魚而食，誰也奈何它不得，魚既填充了它的飢腹，還養育了它的後代。詩人感嘆“何地無江湖，何水無鮪鱘?天意不宰割，菲祭徒虔虔”。詩人塑造的獺和鶚的形象，是截然相反、互相對立的兩種形象，代表了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兩種思想。詩人認爲“天底下哪裏沒有江湖，江湖中哪能沒有游魚?天根本不能主宰世界，恭敬地祭祀徒勞無益”。“有獺吟”以藝術手法體現了《天論》闡發的哲理，在獺和鶚的不同遭遇的對比中，得出了“天意不宰割，菲祭徒虔虔”的結論，對唯心主義者、有神論者進行了辛辣的嘲諷和深刻的批判。
在《陽山廟觀賽神》一詩中，劉禹錫真實記錄了楚地風土人情，表明了他唯物主義無神論的立場。“荊巫脈脈傳神語，野老娑娑起醉顏。日落風生廟門外，幾人連蹋竹歌還。”題目中的“觀”字，表明詩人是這場賽神的旁觀者;荊巫裝神弄鬼，滿嘴神語，胡話連篇，醜態百出，“荊巫脈脈傳神語”將降神事鬼的女巫忸怩跳�Q、賣弄風情的醜態展現得淋漓盡致。對巫覡的大不敬，就是對神的大不敬;詩人的樸素唯物主義無神論思想通過對唯心主義宗教活動的冷眼旁觀和輕慢蔑視表現出來。
無怪乎白居易在《劉白唱和集解》中對劉禹錫作這樣的評價：“夢得!夢得!文之神妙，莫先於詩。……真謂神妙矣。”這與劉禹錫詩中蘊含的豐富的唯物主義哲理和流露出的豁達樂觀人生態度是分不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