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溫州歷史上第一位宰相陳宜中是溫州的驕傲，但他又是一位有爭議的歷史人物。作爲宋末最後的宰相似乎也理應負起趙宋王朝滅亡的責任，後人持此見不乏其人。據元末明初葉子奇說：“徘優戲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識者曰：‘若見永嘉人作相，宋當亡’。及宋將亡，乃永嘉陳宜中作相。”將產生於溫州的南戲，被視南宋亡國的靡靡之音，甚至把南宋亡國罪責歸於“永嘉學派” 的事功思想和溫州人的性格使然。恰恰是被溫州人以爲自豪的“永嘉學派”和南戲，被民國初年冒廣生先生在《戲言》一文，認爲是南宋溫州兩個豐碑，是溫州地方文化在全國的“兩霸”。然而將“永嘉學派”和南戲戴上南宋亡國的罪魁禍首的帽子，這真是天大的冤枉。
《宋史》旨在宣揚理學的倫理道德，故《宋史·陳宜中傳》對未死節的陳宜中評價趨於負面。然從《陳宜中傳》中發現部分文字取自於文天祥的作品，是文天祥使陳宜中揹負着逃跑丞相的罵名，可見文天祥是抹黑陳宜中的始作俑者。逃跑丞相是人們對陳宜中的主要形象，成爲我們判斷的一種先入之見，這種僅僅以有沒有逃跑來左右評判具有極大的片面性和侷限性。作爲宋末的左右兩丞相陳宜中與文天祥，一位是被污化成逃跑狗熊，一位被塑造成民族英雄。
文天祥要誓死保衛大宋首都的口號被擡高到是偉大的愛國精神體現的高度。陳宜中作爲決策者，不願作無謂的犧牲，要爲臨安民衆的生命負責，其決定撤離臨安，卻被戴上逃跑丞相的帽子。其實兩者在這點上長短難以置評。可是文天祥贏得世人的尊重敬佩，陳宜中因文天祥對其評價卻被世人誤讀誤解。這真是冰火兩重天，更是歷史的不公。因此要將陳宜中去污名化，要研究文天祥爲什麼要污化陳宜中，將陳宜中與文天祥的恩怨糾葛作一梳理，對這二大著名人物作出重新的評價就顯得很有必要。
文天祥的作品多處涉及陳宜中，集中在文天祥於獄中所作的、有“詩史”之目的《集杜詩》和《指南錄》中。文天祥在詩中表達了對陳宜中不滿、質疑和指責，表明了兩位南宋宰相在道德理念和政治見解上的分歧。文天祥指責陳宜中多爲對其抗元和保護朝廷過程中陳宜中採取的策略的質疑，是二人政見不同。文天祥對整個朝廷的軟弱，抗元不力都感到痛心疾首。但我們發現這些詩歌反映出的對陳宜中的評價，有的正確，有的卻不客觀。
文天祥《集杜詩·相陳宜中第十六》：魯港敗後，陳宜中當國，首斬殿帥韓震脅遷之議。差強人意。宜中實無經綸，至秋故遁歸，及不得已，十月再來,則國事去矣。哀哉!
蒼生起謝安，翠華擁吳嶽。可以一木支，俯恐坤軸弱。
這首詩文天祥直接貶低了陳宜中的作爲，當時陳宜中爲了樹立自己在朝廷威信，斬韓震，並針對宋朝叛降者發起富於進攻性的報復行動，他們的財產被查封，封號被取消。沒有人會像陳宜中那樣不顧一切。可是文天祥認爲陳宜中這樣做“差強人意”。到德祐元年秋天，陳宜中因此受到同僚排擠，於是就撂擔子，遁歸溫州,後迫於無奈回朝時，可是已經耽誤了挽回戰局的時機。陳宜中將個人恩怨放在國家利益之上，顯然不是一個具有寬廣胸襟的政治家所爲。這樣評論也許還比較客觀。
文天祥與陳宜中之間矛盾還發生在德祐二年正月，元軍進逼臨安，宋廷對策有二：一是議和，一是背城一戰。張世傑、文天祥主張合兵背城一戰。“丞相陳宜中方遣人請和，白太皇太后止之。”判斷這一決策的正確的關鍵是哪一個符合當時實際。
當時保衛臨安的張世傑的精粹部隊已損失殆盡，達到“不復能軍”、“宋力自此遂窮”的地步。文天祥的勤王軍原系“烏合”之衆，談不到戰鬥力。因此，“背城一戰”的建議，只能顯示誓死抗元的決心，無補於挽救宋室的危亡。丞相陳宜中婉轉予以制止，有利於保全殘餘戰鬥力量，保全臨安百姓生命，顯然是明智的決策。
文天祥對陳宜中行跡的質疑另一首在歷史上作爲研究陳宜中備受關注的詩是《將相棄國第十九》，陳宜中逃跑宰相銜頭就是從此開始，文天祥對陳宜中污名化難逃其咎。其雲：
丙子正月十八日，虜至皋亭山。是夜四鼓，宜中逃。翌日世傑逃。
扈聖登黃閣，大將赴朝廷。胡爲入雲霧，浩蕩乘滄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