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詩歌“王荊公體”的特點是重煉意，又重修辭，在用事、造語、煉字等方面煞費苦心，既新奇工巧又含蓄深婉，主要載體是其晚期雅麗精深的絕句。
一、王安石其人—一代名相坎坷的人生經歷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江西臨川人，世稱荊公。出身官宦世家，自幼讀書，從小受到良好的儒學教育。北宋慶曆二年(1042)考中進士，之後歷任籤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知鄞縣事、舒州通判等職務，長期的基層任職使他積累了豐富的政務經驗，同時也使他了解到了北宋王朝政治積弊、人民困苦的現狀，樹立了投身改革爲國興利除弊的理想。宋神宗即位後深受賞識，在熙寧二年(1069)，被任命爲副宰相(參知政事)，主政期間王安石頒佈施行了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養馬法、方田均稅法、將兵法並改革科舉考試 ，對北宋王朝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領域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王安石改革的初衷是爲了富國強兵，在改革的初期也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是由於性格偏執、用人失察、手段不當，造成在改革中違背民意、虛報成績、腐化和爭權奪利的現象不斷髮生，加之宋神宗的搖擺不定和保守勢力的激烈反對，改革最終失敗。王安石變法雖然失敗，但其對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王安石也因此成爲當之無愧的一代名相。
王安石不僅僅是一位政治家，他還是一位傑出的文學家，在散文、詩歌方面都有傑出的成就。王安石的詩歌，繼承了杜甫的“詠今懷古”的現實主義傳統，並在此基礎上融入了宋詩特有的“論事辯理”的特色，同時將自身在政壇榮辱浮沉的人生經歷熔鑄其中，開創了悽惻中寓悲壯、整飭中顯慷慨、婉轉中展雄渾的獨特風格，這種風格，雖兼有悲情與樂觀精神，雜糅感性理性成分，出入儒家佛老之間，但爲其核心仍是儒家思想的、積極用世的、樂觀感性的，這種風格也爲其後宋詩的發展形成奠定了基礎。
二、王安石其詩—三重風格熔鑄的藝術創造
(1)婉轉中展雄渾—詠今懷古的現實主義風貌
如果把王安石的詩歌創作分爲早中晚三期的話，早期的王詩有着比較鮮明的模仿杜甫詩歌的痕跡。和杜詩的現實主義風格一樣，王安石的詩歌創作觀也是追求文以致用、詩以載道的，他曾經在文章《上人書》中詳細的闡述了他的現實主義文學觀：
“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繪畫爲之容也。”
他對於當時追求辭藻華麗而內容空洞的詩歌流派“西昆派”是持批判態度的，他在文章《張刑部詩序》曾寫道：
“楊(億)、劉(筠)、以文詞染當世，學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叢龐，無文章黼黻之序，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
通過這兩篇文章，我們可以看出，王安石的詩歌創作觀是主張詩歌反映現實、服務現實的，這和曾寫出反映現實生活中百姓疾苦的“三吏”“三別”和《茅屋爲秋風所破歌》《兵車行》的杜甫是一脈相承的。王安石早期的作品《河北民》就是這類典型的關心民瘼、鍼砭時弊的現實主義作品。
河北民，生近二邊 長苦辛。
家家養子學耕織，輸與官家事夷狄。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縣仍催給河役。
老小相依來就南，南人豐年自無食。
悲愁天地白日昏，路旁過者無顏色。
汝生不及貞觀中，鬥粟數錢無兵戎!
這篇詩歌中通過對政府橫徵暴斂、百姓生活貧困的直接描寫，表達了作者對弊政的抨擊，但這類作品白描式的描寫過於直接，在思想上比較深刻，但藝術性不強，就像“三吏三別”，不算杜詩中最優秀的作品一樣，這類作品在王安石的詩作中不算上乘之作。除了這類直接反映現實的報告文學式的作品，王安石也創作了數量更多的詠史詩，這些作品繼承了杜甫《秋興》組詩、《詠懷古蹟》爲代表的唐代詠史詩的風格—情景交融、借古喻今，對自然風景的描寫實際上是對當今社會環境下作者心情的抒發，對古人往事的詠懷嗟嘆實際上是對今人時世的諷喻和勸諫。《金陵懷古》組詩就是這類作品的代表：
《金陵懷古四首其一》
霸祖孤身取二江，子孫多以百城降。
豪華盡出成功後，逸樂安知與禍雙?
東府舊基留佛剎，後庭餘唱落船窗。
黍離麥秀從來事，且置興亡近酒缸。
這首詩不再像《河北民》那樣直接描寫，而是借古喻今，用宋太祖趙匡胤一統天下的進取精神和南陳後主陳叔寶因爲驕奢淫逸而亡國的往事，委婉的表達對北宋王朝弊政叢生卻朝野一派歌舞昇平的深深憂慮和對開國君主那樣銳意進取精神的呼喚。這與《秋興》中“昆明池水漢時功”一詩中，杜甫借漢武帝之故事來諷喻唐玄宗徵南詔窮兵黷武的時事有異曲同工之處。
同樣類型的借古喻今的詠史詩還有一首《孟子》：
沉魄浮魂不可招，遺編一讀想風標。
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
這首詩借孟子在爭名逐利的'年代宣揚“仁政”而無人理解的寂寞來抒發自己主張變法而遭到朝野激烈反對的孤獨感，這和杜甫在《詠懷古蹟》中“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借詠懷楚國宮殿和古人宋玉，來抒發自己的蕭條寂寞之感也是一脈相承的。
通過這些借古喻今的詠史詩，王安石繼承了由《詩經》至杜甫一脈的現實主義文風，以借古喻今的婉轉，營造出了歷史滄桑的雄渾之氣，彰顯了儒家思想中的入世精神。
(2) 整飭中顯慷慨—論事辯理的理性主義追求
宋代是中國哲學發展的黃金時期，隨着知識分子地位的提高和文人官吏化的趨勢。宋代的文人有了優越物質條件和良好的社會環境，大量的學術活動和哲學研究得以開展，宋代理學、心學、新學、永康學派、永嘉學派等哲學流派的產生和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陳亮等大批的哲學家的涌現便有力的證明了這一點。
處於哲學大發展的時代大環境中的宋代詩歌便因此也具有蘊含哲理、議論入詩等理性主義的風格。如果說唐詩長於抒情的話，那麼宋詩則更長與論理。身處宋代的王安石，其本身就是一個精於學術研究的學者型文人，他在“字學”“古文經學”“禮樂之學”“易學”等學術領域都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寫出了像《字說》《三經新義》等一批學術理論著作，開創了“荊公新學”這一新的學術流派，雖然其學術水平褒貶不一、譭譽參半，但其學術研究者的身份卻毋庸置疑。長時期的學術理論研究經歷和宋代哲學發展的大氣候，使王安石的詩歌創作也打上了厚重的理性烙印。使其具有邏輯性、議論性、哲理性的特點
王詩的邏輯性表現在通過條理清晰的論理來闡發自己的政治觀點，以條分縷析的整飭之美來抒發胸懷天下、心憂社稷的慷慨詠歎。這種理性主義的追求在王詩中比比皆是，比如下面這三首：
《賜也》
賜也無言未識真，誤將心許漢陰人。
桔槔俯仰妨何事?抱甕區區老此身。
《商鞅》
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爲重百金輕。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賈生》
一時謀議略施行，誰道君王薄賈生?
爵位自高言盡廢，古來何啻萬公卿。
這三首是以論理爲手段，分別以莊子清淨無爲而一事無成的觀點來駁斥對積極有爲的嘲諷，以商鞅的信守諾言來駁斥對變法圖強的非議，以漢文帝對賈誼言聽計從來反駁君王不用賢才的論斷，有理有據，先提出立論，再擺出論據，最後得出結論，以事實來證明論點，可謂思路清晰邏輯嚴密。而這三首詩也都是針對別人觀點的駁論，《賜也》是針對晏殊《詠上竿伎》一詩的商榷，《商鞅》是對範純仁“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攻訐的反駁，而《賈生》是對李商隱詩《賈生》的翻案，每首詩都極有針對性，可謂有的放矢。這嚴密的邏輯性和極強針對性都體現了王安石詩歌的理性主義追求。而這些理性的議論都是爲了抒發其對變法堅定不移的信心、奮發有爲的雄心、和對自己有知遇之恩的君王矢志不渝的忠心。
王詩的議論性表現爲以議論入詩，以大量的議論代替敘事和描寫，比如《張良》
《張良》
留侯美好如婦人，五世相韓韓入秦。
傾家爲主合壯士，博浪沙中擊秦帝。
脫身下邳世不知，舉國大索何能爲。
素書一卷天與之，谷城黃石非吾師。
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項羽如嬰兒。
從來四皓招不得，爲我立棄商山芝。
洛陽賈誼才能薄，擾擾空令絳灌疑。
在這首詩裏，王安石並沒有蹈襲前人，描寫張良風采、敘述張良功績，而是以議論的方法，表達自己對張良故事的不同看法和獨到見解。通過發表“素書一卷天與之，谷城黃石非吾師。”和“洛陽賈誼才能薄，擾擾空令絳灌疑。”的議論，反駁張良的才能來自黃石老人傳書的傳說，提出張良是由於天賦異稟、讀書歷世，自我磨練修養，而終有所成的獨特觀點;提出了懷才不遇，招人嫉妒的賈誼不如淡泊名利、功成身退的張良人生境界更高的個人見解。通過這些議論，來表達自己無意功名、不存機心的心懷。
王詩的哲理性體現在，不僅把詩作爲抒發個人感情的載體，而且還把詩作爲闡發哲理、啓迪人心的重要工具。這種哲理性在王安石的《登飛來峯》等一些詩歌中有所體現：
《登飛來峯》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
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這首詩的後兩句以議論入詩，闡釋了這樣一個哲理：只有立足高遠，才能穿越種種表象與外在的迷霧，看到事物的內在本質和本來面目。無論生活或學習，都要有一個較高的立足點和較爲長遠的目標，才能避開種種假象的迷惑，排除外界的紛擾與迷惑，最終獲取真理。通過哲理的闡述，表達了自己堅定變法不爲外界非議所動搖的決心。
通過邏輯性、議論性、哲理性的特點我們看到了王詩中的理性主義追求，他的理性主義追求不是單純的爲論理而論理，而是以感情統攝理性，以論理來堅定信心，使理性主義成爲其高揚理想信念的有效手段和有力工具。
(3)坎坷中抒情懷— 悽惻悲壯的美學風格
王安石的一生是坎坷的，他在熙寧二年(1069年)到熙寧七年(1074年)間他兩次拜相、兩次罷相，從位極人臣到譭譽參半，既經歷過權傾天下、一呼百應的榮耀，也品味過四面楚歌、衆叛親離的淒涼。但是就像古語所說的那樣“國家不幸詩家幸，詩到滄桑便句工”，正因爲有了如此大起大落的複雜的人生經歷，才造就了王安石詩歌那悽惻中寓悲壯的獨特風格，在看似悽惻清冷的字句下，掩藏着激烈深沉的情感和崇高壯闊的精神，這種風格在王安石的代表作《葛溪驛》中有鮮明的體現：
《葛溪驛》
缺月昏昏漏未央，一燈明滅照秋牀。
病身最覺風露早，歸夢不知山水長。
坐感歲時歌慷慨，起看天地色淒涼。
鳴蟬更亂行人耳，正抱疏桐葉半黃。
這首詩描寫的是王安石從江西前往杭州赴任，因患病滯留館驛時的情景，作者通過描寫缺月、孤燈、鳴蟬、疏桐等景物，抒發羈旅他鄉、身染重病時的悲苦、孤寂的心情。但是這種悲不是悽悽慘慘慼戚的悲苦，不是萬念俱灰的絕望，而是一種悲中有壯、哀而不傷的情感體驗。通過“坐”“起”兩個動作，表達面對悲苦命運時的掙扎與拼搏，體現了主觀想要有所作爲的進取精神。身染重病，背井離鄉的心境下，作者並未心灰意冷，而是“坐感歲時歌慷慨”，慨嘆光陰易逝、壯志未酬，進而生髮出時不我待之感;秋風蕭瑟、玉露凋傷的時節裏，作者沒有怨天尤人，而是“起看天地色淒涼”，憂心國事凋敝、人民困苦進而萌生心憂天下之情。詩雖然寫自己患病羈旅的悲苦，但在悲苦之中，詩人沒有侷限於感傷自己的身世，而是依然心憂蒼生天下，將自身的悲苦昇華爲對人民貧困、國家虛弱、政治積弊的深深憂慮和殷殷關切，理想主義的崇高和儒家的家國情懷就從這憂慮與關切中超拔出來，在這悽惻中增添了一抹壯麗的色彩，將生命悲苦的體驗與理想主義的崇高熔鑄成一曲壯麗的悲歌。
《葛溪驛》中病痛和羈旅觸動了王安石悲壯的憂國之情，而他的經歷遠遠不止這些，在他50多年的人生經歷中，他經歷了很多不幸。親人的分別、摯友的離去、政壇的失意，這每一段人生體驗，都被他寫進詩裏。嘉祐五年(1060)，王安石與妹妹王文分別時所作的《示長安君》和 嘉祐四年(1059年)悼念英年早逝的摯友王令的《思王逢原三首》就是其中的代表。
《思王逢原三首》
蓬蒿今日想紛披，冢上秋風又一吹。
妙質不爲平世得，微言惟有故人知。
廬山南墮當書案，湓水東來入酒卮。
陳跡可憐隨手盡，欲歡無復似當時。
《示長安君》
少年離別意非輕，老去相逢亦愴情。
草草杯盤共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
自憐湖海三年隔，又作塵沙萬里行。
欲問後期何日是，寄書應見雁南征。
在《思王逢原三首》中，淒冷的秋風吹拂着肅殺的墓園，孤獨的蓬蒿隨風飄搖，觸景生情的王安石心中涌起對英年早逝的摯友深深的懷念，在知音已逝，無人理解的的孤獨中，陡然升騰起廬山從天而降移作書案的高邁和湓水滾滾東來，流入酒杯的豪情，悽惻中盡顯悲壯。在《示長安君》中，王安石送別妹妹，回憶起朝夕相處的點滴溫暖，雖然有分別的感傷，但“寄書應見雁南征”一句中那堅定的態度、自信的語氣，更表達了作者奉命出使遼國，肩負國家重任，必將凱旋而歸的樂觀精神，在分別的悽惻中盡顯慨然赴任的悲壯。王安石這一首首凝聚着生命悽惻體驗的詩都升騰出一種激盪人心的悲壯之氣。
(4)閒澹中寄深情—儒釋互補的思想內涵
王安石出身於官宦世家，是深受傳統文化薰染的封建士大夫;和中國衆多知識分子一樣，繼承了“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曠達心境。同時他生活的北宋王朝，是一個佛教興盛的時代，宋朝對佛教採保護政策，太祖建國後，廢除了周世宗的毀佛令。大相國寺、太平興國寺等寺廟紛紛建立，佛教各個流派的紛紛復興，特別是禪宗尤其興盛;《景德傳燈錄》、《天聖廣燈錄》、《建中靖國續燈錄》等大量的禪宗著作紛紛問世。身處於這個時代的王安石深受佛教思想的影響，特別是在他政治失意之後，從宋神宗熙寧九年(公元 1076 年)他第二次罷相一直到他去世,在江寧鐘山, 隱居田園，深入研究佛法，試圖通過學習佛法，來獲得精神的慰藉和心靈的寧靜。正因如此王安石一生的詩歌創作，都因深受佛教思想的影響，而表現出一種閒澹之氣，但是王安石根本上還是一個積極入世的儒者，佛教思想只是他的補充，主流還是儒家，所以王詩在閒澹之氣下掩藏的依然是對生活深情的熱愛和對人世深切的關懷，這種曠達樂觀積極有爲的儒家思想，不同於王維和北宋詩僧等人那種超脫了任何感情的空寂落寞的風格。
在王安石的很多山水詩中都體現了這種閒澹中顯曠達的儒釋互補的風格，比如《江上》和《書湖陰先生壁二首》
《江上》
江北秋陰一半開，
晚雲含雨卻低徊。
青山繚繞疑無路，
忽見千帆隱映來。
《書湖陰先生壁二首》
茅檐常掃淨無苔，
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護田將綠繞，
兩山排闥送青來
《江上》一詩中描述了秋雲、暮雨、雲霧繚繞的青山和遠處影影綽綽的風帆。青山的連綿起伏，帆影的時隱時現，構成了閒靜淡遠的畫面，但在着閒靜之中卻蘊含了希望，看似雲遮霧罩無路可尋，但是小船卻能穿越重重迷霧，向我駛來，散淡中洋溢着在黑暗中對光明的深情嚮往和執着尋找光明的樂觀主義精神。
《書湖陰先生壁二首》一詩寫隱居時鄰人整潔寧靜、草木繁茂、依山傍水的小院，畫面寧靜而恬淡。但作者沒有冷眼旁觀的描寫景物而是將自己的感情投射其間，“常掃”“手自栽”表達了作者對鄰人打掃茅屋、種植花木的辛勤勞動的讚賞，“護田”的護字與“送青來”的送字都是對自然的擬人化，將自然中的山水，比作一位用雙手護着小孩的母親，和遠道而來送來禮物的友人，情之深切，溢於言表。
王安石的詩歌具有鮮明的儒家思想的烙印，忠君爲國、積極用事、樂觀深情等思想是其詩歌的主要藝術風格，而正是儒家思想美學風格中的“哀而不傷”“中正平和”“文以載道”才造就了王安石詩歌現實主義的藝術風貌、悲壯的藝術風格和理性主義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