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庭堅詩歌理論分析

黃庭堅的詩歌理論對後世影響深遠。我們可以研究其詩歌理論的獨特之處,並着重探討了理論中與讀書之關係的重要性,以及其獨特的詩歌理論對後世具有極爲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黃庭堅詩歌理論分析

黃庭堅是江西詩派的實際開創者,在宋代詩壇上佔據重要的地位。他的詩歌成就以及在其影響下所產生的聲勢浩大的江西詩派成爲詩歌史上的一朵奇葩。《後村詩話》有云:“豫章稍後出,薈萃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制之變,搜討古書,穿穴異文,作爲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爲本朝詩家宗主。”《詩林廣記》亦云:“山谷自黔州以來,句法尤高,筆力放縱,實天下之奇作,自宋興以來,一人而已。”說“一人而已”未免誇張,但足可見世人對黃庭堅的肯定和推崇。黃庭堅在詩史上的地位主要由其詩歌理論所決定,他的詩歌理論主張被視爲是江西詩派的主要創作綱領,雖歷代學者評論對其褒貶不一,但其影響卻不容小覷。本文僅就其詩歌理論與讀書的關係從三面來談談其對後世創作的重要影響與意義。

一、“無一字無來處”與讀書的重要性

“無一字無來處”是江西詩派的重要理論之一,在黃庭堅之前,宋人孫莘老對這個問題已有過類似的表述,說“老杜詩無兩字無來歷”說“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自然有些誇張,但是,詩人要強調自己的某種主張的時候,總是要誇張的。不驚駭世俗,就無法引起世人的矚目,也就難以產生影響;另外,如果說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處”也是說的通的。用列寧的一句話來詮釋,就是隻有繼承全人類的文化遺產,纔有可能達到時代的頂點。黃庭堅強調老杜詩的“無一字無來處”,其實其深層的意思之一就是多讀書。

文學功底好比花果的種子,天生就有一種資質可以發芽成樹,開花結果,但是種子有很多不發芽成樹,開花結果的,因爲它缺乏人工的培養。種子能發芽成樹,開花結果,有一大半要靠人力,儘管它天資如何優良。人的文學創作也是如此。一個人縱然生來就有對文學特優的領悟,如果不下苦功夫修養,也必定是苗而不秀,華而不實。比如李白,雖然天生資質傑出,可是這位大詩人在學問上也下過苦功夫,李白在人生哲學方面有道家的底子,在文學方面從《詩經》《楚辭》直到齊梁體詩,他沒有不費苦心研究過。與此相對應的古代成語“江淹才盡”從反面證明的文學創作中學問的重要性,這就是袁枚所說的“詩難其雅也,有學問而後雅”的真諦。

從另一個方面來說,文學創作也離不開前人學問的影響,嚴羽“古人未嘗不讀書”一針見血的指出了這種影響無處不在。不能以爲“復古”,“擬古”就是倒退,其實“反覆古”是一個神話,千百年來的文字規範不是那麼好反的,獨抒性靈寫的詩都很粗糙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古人喜歡用典故,把歷史本身符號化,如果一首詩歌很淺顯,沒有深度,對古人來說,一般是遊戲之作。要超越一個成熟的符號化的文本世界很難,在文本世界裏,現實提升到了同樣的高度。後來的任何寫作都要陷入這個世界。你要創造,都是從一個文本到另一個文本。寫詩的人要進入這個文本,要發出自己的聲音,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黃庭堅的“無一字無來處”,是在強調,作者必須進入文本世界的資源裏。杜甫也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似乎是現實世界被架空了,那麼他的“現實主義精神”從哪裏來?社會歷史學派在這裏遇到了很大的苦難。杜甫由人格到詩格的備受肯定,是歷史語境的需要。

其實,杜甫無意於史,詩歌並不因爲寫史就成爲好詩。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更加容易理解黃庭堅的“無一字無來處”或者說黃庭堅的學問說,一方面,文學創作必須要將學問與性情相結合,另一方面,每個文人進行文學創作之時都不能於前人所做的學問絕緣而進行純性情的創作,性情說是從魏晉南北朝的鐘嶸到清代的袁枚一直都提倡的文學創作觀念,但並不能因此而壓低學問在詩歌創作中的地位,兩者在文學創作中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而非非此即彼的。學問講求證實,近於科學,而性情是偏於主觀,注重興味,藉助意象和意境,抒發性靈。

但若一位強調個人情感的抒發而失去了相應的約束,則有失偏頗;而過度地將學問注入文學作品,勢必導致詩歌情感的窒塞,杜甫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可見杜甫也注重文學創作中學問的作用,但在這裏我們注意的是這個“破”字,萬卷要讀得破,才能去其糟粕,取其精華;讀得不破,則成爲袁枚所說的抄書作詩,詩也失去了真性情。所以文學創作的問題不在於讀不讀書,而在於如何讀法,不在於是否以學問入詩,而在於如何入法。讀書讀得破,書爲詩用,方能不爲詩累,若是在詩中賣弄學問,那麼讀書越多,性靈越窒塞。

出身於江西詩派而後出走的陸游講詩外功夫。他說“江西末流無一字無來處不妨其爲惡詩”。其實,功夫在詩外,不過是個常識,他不過是在當時的`氛圍裏強調了這個常識,表現得比較響亮而已。我們對於古人的把握往往從當下地需要出發,很少從第三者的角度去評價,於是文學史一遍一遍地被重寫,所做的不過是作家地位的平反,和史料的補充而已。就像前面所說的杜甫寫史一樣,陸游的功夫詩外也只不過是一種特定歷史境遇的需要而已。所以當我們去理解黃庭堅和他的“無一字無來處”時,需要從更開闊的時間和歷史境遇去理解。

二、“點鐵成金”、“奪胎換骨”與多讀書、創新之關係

在北宋的詩壇上關於黃庭堅的詩歌理論中,最爲衆說紛紛的是其詩化用經史、詩賦詞語成句,借鑑前人立意、境界進行新的創造的,即所謂“點鐵成金”、“奪胎換骨”之論。作爲江西詩派的創始人,宋人對他的評價一直很高。黃庭堅雖然沒有建構一部詩歌理論的專著,但是在他的題跋、序文、詩歌、書札之中存在着大量的關於詩歌的鑑賞意見。其中尤以“點鐵成金”、“奪胎換骨”最爲有名。“古之能爲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詩意無窮,而人之纔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窺入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

“點鐵成金”與“奪胎換骨”兩個方法意思相近,要義卻不盡相同。前者是總綱,意在從總體的意向上提倡多讀書,多用書,指出淵博的知識與作詩之間的關係;而後者則是具體方法的例舉,是從無數種方法中略舉兩種方法。一種是“不易其意”而換一種說法;一種是“窺入其意”,即摹仿規劃其意而加以形容。不要以爲這是一種無恥的文人行徑。

我們經常會感受到表達的困難。準確的表達、高雅的表達、古典的表達、現代的表達、文學的表達、學術的表達等等,常常會使我們困惑。而當我們讀到一位作者的特殊的表達,我們會從心底欽羨,意欲仿效。問之以方法,就會驚奇地發現,此種奧妙無它,仍是黃庭堅近千年之前所論也。當然,隨着時代的發展,比之山谷,會有所創新,但是,精神卻是一致的。“點鐵成金”的基礎首先是要多讀書。山谷論詩,也是從主張多讀書,善於用書入手。就像黃庭堅所說:“閒居當讀《左傳》、《國語》、《楚辭》、《莊子》、《韓非》,欲下筆略體古人之用意曲折處,久之乃能自鑄偉詞。”多讀書之後,就自然會寫詩了。

中國曆代詩人都有借鑑前人詩句之時,即使是李白、杜甫這樣的大家也不能免。像是民間的諺語所說的:“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不過黃庭堅還告訴了我們怎樣創新,怎樣將古人的變成自己的。創新並非黃庭堅所獨擅,應該說是宋人的時代精神,特別是宋詩的靈魂。黃庭堅的創新與前人的不同之處,如同對於讀書問題的強調一樣。譬如蘇軾的強調創新,只是一種大致的指向:“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具體怎樣創新,不用說初學者,就是有相當造詣的詩人也還是摸不着頭腦。蘇軾的這一類論述,實際上只是自己的逸興發揮,只有黃庭堅這樣級別的弟子能夠心領神會,從而產生影響。事實上,黃庭堅的創新論,正是蘇軾新思索的延伸和再創造。

其具體內容就是以“點鐵成金”“脫胎換骨”爲代表的理論。再與下一個時期的楊萬里的創新論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楊萬里的創新,嫁接在“詩法自然”的“活法”之上,是對蘇軾時代的某種迴歸,而黃庭堅的創新論,則是嫁接在書本上,嫁接在人文精神上,它是元佑時代人文文化極大繁榮的產物,與歐蘇時代的努力創造人文繁榮階段不同,也與中興時代的風雲突變、跳脫書本、迴歸自然與社會生活的時代精神不同。所以,不但要從讀書的角度,而且要結合創新精神――黃庭堅內涵的、獨特的創新精神,來審視“點脫”論,才能識得廬山真面目。

黃庭堅本人的詩歌創作正是其“點鐵成金”、“奪胎換骨”的實踐。歐陽修“我亦只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高聲”到黃庭堅筆下就變成“我自只如常日醉,滿川風月使人愁”更爲精練緊湊;杜牧“平生五色線,原補舜衣裳”被引爲“公有胸中五色線,平生補袞用功深”,五言變爲七言,意韻更豐富了。晏幾道的“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就是出自五代翁宏的詩句,這是人人都知道的。沒有晏幾道的運用,也許這顆珍珠就永遠地塵封於詩史的庫藏之中而不被關注。黃庭堅說的“點鐵成金”、“奪胎換骨”是一種具有獨特創新意識”的法則,對前人的句法、句律、典故、藝術文法加以熟參,以心悟人,化爲我用。這裏以詩歌的:“意”喻“胎”,以詩歌的“語”喻“骨”,不變其“意”而造新“語”,就叫“換骨法”;變化其“意”而用原“語”形容之,就叫做“奪胎法”。這是一種融合自身思想的審美創造。

但是,歷代評論家有很多不理解黃庭堅師法古人中的創新意識,把它譏之爲向後看的“保守心態”。尤以“點鐵成金”、”“胎換骨”最爲評論家所詬病,金人王若虛竟譏之爲“剽竊之黠者耳”,這恐怕是因爲對黃庭堅的詩歌理論缺乏全面的檢討,不知其尚有“不爲牛後”、“自鑄偉詞”的抱負,或視而不見。或對於“點鐵成金”、“奪胎換骨”本身理解也是片面的。不知道黃庭堅的思想邏輯之重心是在“成金”,是在“換骨”。黃庭堅的“點”“奪”只是揭示了一條藝術規律,是公開了古今詩人的不言之祕,並非“以末爲本,以流代源”。

三、“用典”、讀書與自然天成的聯繫

大量用典是山谷詩的一個更加重要的特色。黃庭堅用典新奇,這與他詩可以求新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而且他用典密度大而又能精當、穩妥、細密,又十分靈活,他往往旁證博引,從經史子集、道書佛典中吸取詩料。這就強調了讀書、用典與自然天成的聯繫。

蘇軾論詩以爲:“詩須要有爲而作,用典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黃庭堅對此作了發揮。黃庭堅對於讀書是十分強調的,在這方面的言論特別的多。黃庭堅的目光凝視於書本的知識世界,凝視於前人作品中的技巧神韻。他認爲多讀書是一切“用典”的前提和基礎。作詩講求傳統,講求繼承與突破,胸中無萬卷書,筆下又何來“求新求奇”?詩歌創作的本質是不斷創新,沒有繼承又何來創新?“新”與“舊”是相對的概念,沒有“舊”也就無所謂“新”了。

況且人非天才,從書本中獲得的藝術營養是提升自己欣賞品味與創造能力的捷徑,古來聖賢誰不是胸藏萬卷!黃庭堅的多讀書論從本質上來說是很正確的,問題只是在於如何讀書。歷代許多評論者都認爲黃庭堅的讀書論只求技巧形式而忽略了詩歌注意珍貴的東西――思想神韻。

其實,黃庭堅的讀書論是非常重視思想境界的。他在《與王觀復書》中寫到:“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不虛語也……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類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的境界。至於被後人大肆渲染的雕琢、鍛鍊只是達到這種境界的一種手段。只是熟讀作品、掌握技巧之後,才能力圖擺脫具體的技巧和前人作品的束縛,進入自由無待的化境,兩者相輔相成,又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創新精神。

多讀書是用典的基礎。明人王鏊有“詩好用典,自庾信始,其後流爲西昆體,又爲江西派,至宋末極矣”之語。其實,西昆派與江西派的用典是不同的。“西昆講究用典但不講究怎麼用典,以至有將李義山撕扯破碎之消。”也就是說,面對豐富的文化遺產,西昆體的詩人像是爆發戶一樣,不知道應該怎樣去享用這筆財富,結果或是疊牀架屋,或是雕琢過重,欲雅反俗了。就像一個少女,由元白時代的天然本色,到西昆時代懂得了化妝,顯然是一個進步。

但是,初次面對妝臺施粉黛,她還不懂得應該“淡掃蛾眉”,難免施粉過重,反而遮掩了自己的天生麗質。到了黃庭堅的江西派,經歷了詩文的革新運動對於平淡自然藝術的高揚,她們自然懂得了要有化妝的法則技巧,而且懂得了要化得不露痕跡,要在平淡自然的基礎上化妝。所以江西詩派的用典,尤其是黃庭堅本人的用典是與他的讀書論、他的“不煩繩削而自合”創作的目的相一致,是“用典”與自然天成的和諧統一。用典得當,能起到“歷史的比喻”的作用,它將歷史的變成了現實的,他人的託寄爲自我的,從而成爲一種新的方式的意象,彌補了“以文爲詩”、“以議論爲詩”的不使用自然山水意象之後的某種失重,達到了一種“信手拈來俱天成”的藝術效果。

黃庭堅論詩歌,提倡“無一字無來處”、“以故爲新”,強調讀書典,似乎給人以雕琢的印象,從而得出了黃庭堅自宋詩梅歐以來的平易詩風的結論,並認爲這是“剽竊”,是倒退,是“反動”。其事實並非如此。黃庭堅的審美追求是在平淡基礎上的“點鐵成金”,是在“奪胎換骨”之後的渾然天成,是一種“平淡而山高水深”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