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魯迅的小說《故鄉》《祝福》《傷逝》，郁達夫的《春風沉醉的晚上》，沈從文的《長河》《邊城》，到蕭紅的《呼蘭河傳》《生死場》等，構成了一幅壯觀的“詩性”小說場面。於是，在此背景下，小說的“詩性”問題便成爲一個重要論題，研究者紛紛從不同視角來關注和論證小說的“詩性”特徵及其內涵。但是，截至目前，研究者更多的是從文體層面，即從詩的形式特徵入手來認識“詩性”小說，他們主要關注小說外在形式特徵的詩意與詩化，如語言的詩化、結構的散文化、象徵性意境的營造、藝術思維的意念化和抽象化等。認爲“詩性”小說就是將詩的某些文體特徵吸收、消融到小說的創作中來，將小說用詩和散文的筆法寫成，使其具有詩的意境和韻味，體現出小說與詩歌、散文的相互滲透。這種僅停留於文體學層面對小說的“詩性”進行解讀，必將使其陷入概念歧義和片面化的誤區。
如張箭飛的觀點頗具代表性，“詩化小說是現代小說的一種形式，即用詩歌的方式組織敘事，爲了最大限度的逼近詩，削弱散文小說敘述結構的統一感和邏輯性，作者需要利用詩歌的特色手段來替換或轉化散文性敘事的形式技巧———諸如強調關鍵詞語，有意重複某個意象，富有暗示意義的細節、節奏等”［3］。我們應該認識到，“詩性”這一概念從外在形式到內在深度都具有豐富的內涵，涉及到了文學、美學、哲學、宗教等各方面內容。它“並不取決於華麗的語言，韻律的整飭層面，而詩主要體現在其反應生命的‘內在深度’方面，對人的存在，人類的命運及生命意義的追問與探尋”［4］。
因此，在當前對小說的“詩性”問題研究時，不能僅僅從“詩性”小說與傳統小說的文本表層的外部特徵進行區別與論證，而忽視對“詩性”內涵多元意義的解讀，忽視對“詩性”小說的文學“主體性”精神的關照，將“詩性”內涵的兩個層面分開解讀，使各定義間相對獨立或隔絕，特別是停留在文體形式層面只關注詩歌形式對文學的滲透，而忽略“詩性”本體論層面對人性、人生的探索。這最終會限制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從而導致“詩性”概念的泛化和誤讀。
在文體學層面，“詩性”小說即對小說風格的詩化處理，指的是一篇小說作爲完整的藝術世界所具有的詩的意境和情致。它與傳統小說在語言的運用、結構的設置、敘述的方式及人物形象的刻畫等方面有着不同的追求目標和審美特徵。在語言上，與傳統小說相比，“詩性”小說作家將語言的詩化放在首要位置，語言具有明顯的本位地位，語言的風格構成“詩性”小說風格的基礎。其語言追求清新明麗，雋永含蓄及精煉自然，節奏感強，富有內在韻律，而且能構成抒情意象，使文章充滿詩情畫意和音樂美。語言的“詩化”是“詩性”小說的最基本特徵。在結構形態上，與傳統小說相比，“詩性”小說不再講究敘事的連貫性，情節的集中緊湊等特點，而採用了詩化、散文化的情調、情緒結構形態，不再講究故事情節的完整性和嚴謹性，而是通過創造零碎的場景和強烈的主觀抒情來淡化敘事情節，使小說結構趨於散文化，作者往往將“一種主情主義的美學意識帶進小說當中”，以深層的內在意蘊將生活的片段、簡單的故事情節以及複雜的情感思緒貫穿起來，呈現出開放性、多元性，體現出“詩性”小說形散而神不散之美。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詩性”小說不同於傳統小說，它非常注重對人物的肖像描寫和語言描寫。在人物的肖像描寫上往往不求精細，而是簡單勾勒，甚至模糊不明。在人物的語言上也往往不求個性化，人物對話很少，甚至沒有對話，卻很重視對人物心理進行細緻入微，感人至深的刻畫。在敘事方式上，傳統小說本來以敘述故事、刻畫人物爲中心，而“詩性”小說卻以意境的創造爲中心。豐富深厚的象徵意蘊是“詩性”小說的又一突出特徵。人物、事件、環境不過是用來渲染氣氛，烘托情感，寄託作者的某種心情。這樣人、情、景相互交融，構成詩的意境。從而與一般抒情小說區別開來。
在文學本體論層面，“詩性”是人性深層對人生本源性的追尋和共通性向往，是詩人在“失落於歷史之中，通過語言中介去尋訪表現詩意、信仰、愛、追求人生皈依等本體性問題，從而詩化人生”［5］。中國“詩性”小說是在五四時期“人的主體性精神覺醒”的歷史語境中產生的，是對傳統小說中“人的意識”的整體性缺失的補合。“五四”時期張揚“人性”、“人道主義精神”，使“爲人生”的自覺、積極的詩性意義，成爲小說的基本主題，使文學對傳統形態下人性集體無意識進行自覺訴求。它實質上是潛伏在人意識深處的種種生命本能憑藉着一種新的言說方式獲得昇華，從而完成人性的解放，其本質在於作家對理想人生方案的寄予和表達。
綜上所述，對於“詩性”這樣一個具有豐瞻性的概念，我們不僅要從語言的詩化、節奏的整飭等文體層面去界定，更要從其反映生命的“內在精神”方面，對人的存在、人類的命運及生命意義的追問與探詢等本體論層面去詮釋。本文提出這一問題也就是意圖引入一種較爲全面、深刻的理解思路，突破對“詩性”小說概念化、形式化的研究，溝通現當代小說的形式研究與人文研究，以此深入地解釋張承志作品藝術魅力常在的原因。這也有助於深化、提升“詩性”問題研究的對象，進而恢復“詩性”內涵的慾望、宗教、存在等意義。
在小說中採用詩歌的語言表現和散文的結構模式，用具有豐厚象徵意蘊的意象營造一種象外之象、味外之旨的象徵性場景，把濃烈的情感融入小說的敘事中，對生活中的人、事、物做詩化處理，從而使其小說成爲“詩性”小說。他的小說作品，幾乎都是激盪着生命熱情、蘊意深刻的詩篇。可以說，“詩性”小說不僅是他的一種創作追求，更是一種強烈的內心情感傾訴的需要。小說所蘊含的，是全人類在歷史進程中所噴發出來的、充滿犧牲精神的崇高詩情。對張承志小說的“詩性”研究，早在其作品剛剛發表的80年代就引起了很多學者的興趣與追求。一直以來，評論界也有着較爲持續而熱情的關注。但是，截至目前，筆者發現，對張承志“詩性”小說的研究仍然停留在文體層面，更多的是將其作爲“小說體詩”來研讀和分析，而沒有從小說“詩性”的內在精神、生命強力等文學本體論層面進行準確而深刻的探析，沒有用一種整合的思路從文體學、文學本體論兩個層面相結合來研究張承志小說的“詩性”特徵及其內涵。因此，本文將從張承志小說的“詩性”外在表現特徵及其對生命與人生的探尋兩個層面入手，堅持從形式向內在深度掘進，全面探究和認識他的小說創作的“詩性內涵與價值意義。”
（一）從文體層面看張承志小說的“詩性”
張承志的小說是“詩”的。他的創作有自己獨特的追求，“敘述語言連同整篇小說的發想、結構，應該是一個美的敘述。小說應當是一首音樂，小說應當是一幅畫，小說應當是一首詩，而且全部感受、目的、結構、音樂和圖畫，全部詩都要依仗語言的敘述來表達和表現，所以小說首先應當是一篇真正的美文。”［7］他的“詩性”小說作爲小說與詩相結合的產物，在文體上打破了小說最基本的規範，呈現出一般小說所沒有的詩的外在特徵。其在文體層面的詩性表述體現在詩的語言、詩的結構、詩的色彩三個方面。
1.詩的語言。
對“詩性”小說來說，語言不僅僅具有形式上的意義，所履行的不僅是媒介的功能，它的某種審美的有序構成本身就是一種特定內容的揭示。對於“詩性”小說，我們首先從其語言中就能感受到詩的韻味。語言的詩化，正是“詩性”小說突出的文體特徵。張承志對小說的語言高度重視，“我是一名從未向潮流投降的作家，我是一名至多兩年就超越一次自己的文字作家。我是一名無法剋制自己渴求創造的血性的作家。我用十年功夫磨練了自己的文字語言。”［8］由於特殊的人生閱歷，張承志有幸領觸了皇城根文化、北方遊牧文化和伊斯蘭文化等亞文化的恩澤，也由此而形成了他藝術創作中獨特的詩的語言風格。在張承志的“詩性”小說中，小說的語言不僅是載體、是形式，而且是內容、是本體。這種語言是經作者創作過的新鮮的、有活力的、有表現力的語言，而且富有豐厚的底蘊與深味。在張承志的小說中，語言節奏時而短促緊迫，時而舒緩綿長，富有內在韻律；句式上長短相錯、靈活多變；標點符號時有時無，這些都成爲人物內心世界的律動和情感起伏變化的外在表現形式。如《危險的生命》中的一段景物描寫：“筆直下滑的黑黑斜坡上，生着一顆顆垂直的樹。葉子枯黃，沐着陽光，美麗的如黃金薄片。如厲鬼肩上的花一般，那金箔般的葉子給了我如鏤如刻的印象。在漆黑而滑向無底深淵的斜壁上，這種美麗的金黃真不可思議；我不斷的聯想到生命的危險”［9］。
詩意的語言展現出的是一幅雄奇靜怡的“火山曠野”圖。既有火山的狂野，又有樹木的頑強抗爭，更是加上了作者的切身體驗。作者猶如一個嚮導，一步一步把你帶到他的精神家園裏去。在那裏你找不到凡世的糾紛與閒愁，有的只是熱情淳樸的人民和像那黑山上的野草般的生命的熱烈。張承志的小說中常有一些短促有力，整齊有序的短語，形成一種短促迅疾的節奏。如《北方的河》中：“他看見眼前充斥着、旋轉着、跳躍着、怒吼着又清唱着一團團通紅的濃彩。這是在呼喚我，瞧這些一圈圈旋轉的顏色。……理想、失敗、追求、幻滅、熱情、勞累、感動、鄙夷、快樂、痛苦，都拌合着那些北方大河的滔滔水響，清脆的浮冰的擊撞，肉體的創痛和感情的磨礪，一齊奔流起來，化成一支持久的旋律，一首年輕的歌。”［10］簡短有力的語言形成了一種急促的節奏，將作者豐富的情感體驗酣暢淋漓的抒發出來，而採用排比等修辭手法組建整齊勻稱的句羣，同樣蓄積飽滿的情感，如“喔，你就是永定河，他想。你就是把北京西北的巍峨山脈劈出了深峽長谷的永定河。你就是一旦來到了三家店，一旦拜託了高山和岩石的阻攔就肆意恣情地在開闊的平原上東搖西蕩的永定河。你就是多少年來自由自在，遷徙無常，河道如麻的永定河。”［11］
這幾個整齊勻稱的排比句，將主人公瞬間涌上心頭種種複雜而強烈的情感抒發得淋漓盡致，增強了節奏感，產生了強烈的感染力，激盪讀者的心靈。由此可見，張承志“詩性”小說的語言，語句的長短、語速的徐疾隨着情感的起伏跌宕而變化，長句舒緩，短句急促，長短有致，快慢徐疾交錯變化，外在的語言節奏與主人公的情感的跌宕起伏相輔相成，使張承志的小說具有了獨特的韻律感，給人以美的享受。
2.詩的結構。
綜觀張承志的“詩性”小說不難發現，作者非常習慣於以詩的結構模式來構思小說。他的“詩性”小說打破了小說的傳統模式，不再追求情節的開端、發展、高潮，結尾的連續性、完整性與嚴謹性，不再囿於人物、情節、環境三要素，而是採用了以大筆描繪客觀世界與充分抒發主觀情思相融合的符合傳統民族審美趣味的主體構思。作者傾向走向內心、走向情感、走向主觀的體悟，有感而發，而不是純客觀的敘述再現。以深層的內在意蘊將生活的片斷、簡單的故事情節以及複雜的情感思緒連綴貫串起來，呈現出開放性、多元性，體現出形散而神聚之美。在張承志的“詩性”小說創作中，首先，他摒棄了傳統小說以故事矛盾衝突進行結構的單一模式，也摒棄了以意識流動來結構小說的極端的情節結構，而是借鑑詩歌“隨物宛轉，與心徘徊”的情緒流動的結構方式來組織心緒；通過人物內心世界發展的軌跡及情緒流動來組織結構，從而凸現出詩的抒情結構。比如：《黑駿馬》的構架是白音寶力格與索米婭的愛情情感及索米婭艱難生活的命運。小說並沒有對他們愛情的發生、發展和變化，做全面、詳細的敘述與交待，作者只是用白音寶力格回憶的形式，作了粗線條的陳述，人物的外部特徵和客觀情境的描寫也是粗疏的，但卻把濃墨傾潑在主人公白音寶力格的內心感觸上，重點刻畫他在帶着“缺憾、歉疚和內心創痛”重返草原，尋找他從前失掉的東西時，所留戀、所遺憾、所悔恨的沉重心理，更多把筆力投向人物的精神世界上。
小說中在“我”騎黑駿馬返回草原的隨想中，簡單的故事情節被古老的草原牧歌《黑駿馬》的曲律所分化和演進。主人公白音寶力格那反覆不斷的內心思索和反省，使小說從頭至尾佈滿了種種的感觸、思緒和聯想，造成情緒的流動，形成情感的節奏。它們不僅充分揭示出主人公的內心世界，使人物有血有肉、有靈有情地站立在我們面前，而且加深了作品質的深度，擴大了作品的主題思想。其次，張承志的小說，大多選擇了一個簡單的線索與結構，但這種情節簡單性的缺陷往往被詩的內在激情所彌補。事件的過程和情節往往被“詩化”掉了，但結構的開放之中仍然有緊湊感，放任之中仍然有內在的統一感。這種結構的統一感來自於瀰漫整個作品的詩意。這使得作品不致成爲一些隨機片斷的隨意堆砌。如《北方的河》的簡單故事是我爲了報考研究生及立志考察北方河流的志願。這種簡單的情節，如果不以詩的激情和思想激情去充實，有可能就是一種空洞的結構。但張承志卻在這種簡單的構架中容納了十分複雜的生命內涵，從而使藝術作品充滿着一種內在的張力。總之，張承志在創作中自覺追求小說的詩化結構，不再以完整的故事來架構框架。沒有死板的開頭、發展、高潮、結尾的明顯的斧鑿痕跡和故作驚人的懸念氣氛。真正網絡作品結構的，是作家的內心世界和特定激情在作品中的再現。
正如王蒙在評價張承志的《綠夜》時說“:沒有開頭，沒有結尾，沒有對任何人物和事件的來龍去脈的交代，沒有靜止的對於風景、環境、肖像、表情、服飾、道具的描寫，不造成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如見其境的逼真感，不借助傳統的那些久經考驗、深入人心、約定俗成的辦法：諸如性格的鮮明性、情節的生動性、豐富性、戲劇性，結構的完整、懸念的造成、道德教訓的嚴正……擺在你面前的，是真正的無始無終的思考悄緒的水流，抽刀也斷不開的難解難分的水流。”［12］王蒙的這一評價不僅對《綠夜》，對張承志的其他小說也是比較貼切的。
3.詩的色彩。
張承志“詩性”小說中的色彩，是張承志對生命與人生的理解與顯現，也是他特殊的情感體驗在文學世界中的激情投射。對色彩的追求與迷戀，極大地增強了他小說的閱讀美感。無論是讀他的《北方的河》《黑駿馬》《綠夜》，還是讀《金草地》《心靈史》，我們都能在作者如歌如訴的描述中看到他向我們描繪的發射出強烈光彩的金黃的山川、一望無際的綠色的大草原、火紅的太陽、高遠蔚藍的天空，感受到一種特有的悲壯、雄渾的力量。
比如在《黑駿馬》中有一段描寫：“……極遠極遠的、大概在幾萬裏以外的、草原以東的大海邊兒吧，耀眼的地平線上，有半輪鮮紅欲滴的、不安地顫動的太陽露了出來。從我們頭頂上方一直延伸東去的那塊遮瞞長空的藍黑色雲層，在那兒被火紅的朝陽燒燬了邊緣。熊熊燃燒的，那紅豔醉人的一道霞火，正在坦蕩無垠的大地盡頭蔓延和跳躍，勢不可擋地在那遙遠的東方截斷了草原漫長的夜。”［13］這段景物描寫，使人不禁聯想到那波瀾壯闊的草原靜置於廣袤無垠的天幕下的太陽雄壯與凝重。紅、藍、黑三種色彩的交相輝映，給人的視覺造成了巨大的衝擊。除了視覺的享受，你還能感受到一種博大的情懷，它能帶給你一個寬廣的視野。在這樣的地方呆上一陣，你更會覺得自然的偉大，人類的渺小。像這樣美的畫面在張承志的作品裏還可以找到很多處。張承志對色彩的理解，也許是受到了梵高的影響。張承志在許多作品中都流露出了對這位藝術大師的崇敬和熱愛。他作品中的色彩多少承襲了他的藝術風格。“梵高則讓他懂得了線條與光澤的價值”［14］。
尤其是梵高的“我不是盡力想精確地複製眼前的東西，所以我可以更爲武斷地運用色彩，這是爲了強有力地表現我自己”［15］，這種色彩觀念對張承志的影響更大。不是“精確的複製”，而是“爲了強有力地表現”自己，這種表現就是作家內在的感受和一種包含個人底蘊的精神活動。在張承志的作品一次次濃墨重彩的描繪中，我們看到他醉心於對七色光彩的追求，善於依據各種色彩的象徵意義所伴生的情感特徵來選擇和描繪景物，使之與人物的心境相契合。
（二）從文學本體論層面看張承志小說的“詩性”
從文學本體論來看，張承志的“詩性”小說是其強烈的生命意識和宗教追尋精神的激情表達，其作品通體激盪着高亢的生命旋律和生命意志，表現了人類追求精神家園的執着以及對人生終極意義的孜孜以求，同時又對病態悲觀的生命形態進行積極的反駁。與此同時，強烈的生命意識和宗教追尋的“詩性”素質，使張承志的“詩性”小說充滿了奇特的藝術魅力。
1.崇高的生命意識。張承志的小說創作，幾乎都是激盪着生命熱情的、內蘊深刻的詩篇。他在作品中探討生命的價值，尋找人生的'意義，謳歌青春的理想，講述民族歷史的重荷、苦難人生的軌跡、青春的啓蒙、愛情的呼喚、男性的粗獷與深沉、女性的溫柔與母愛的偉大、社會人性的複雜及其光明的前途。他的“詩性”小說作品，是一部關於人生與人性的富有生命激情的奏鳴曲。比如在《北方的河》這部小說中，作者以第三人稱獨特的筆觸展開敘述，展示了一位在波瀾壯闊、氣勢磅礴的大河哺育和嬌慣下長大的青年主人公“他”對河流的熱愛以及在“河流”中破風斬浪、勇往直前的奮鬥精神。主人公“他”作爲一個充滿着青春活力和英雄氣概的人物，在高速運轉的生活節奏中，仍然有着一顆不向命運屈服的赤子之心，他拼命地追回被歷史耽誤而流逝的青春，以英雄的氣概和熱情執着地追求理想，相信未來。朝着理想之路勇敢前進，成爲“他”生活準則和生命的全部意義。河流的粗獷博大，養成了他自信、堅韌、不安分的性格。早在青春年少之時，他就無所畏懼地輕鬆橫渡了黃河，並且把跟着的一位陝北老鄉狠狠地甩在後面。當他青春流逝，再次面對黃河的時候，又不顧年輕女攝影記者的勸阻，再次暢遊了這條正洶涌着大浪的喧囂大河。雖然此時肉體背叛他開始衰老，但青春的理想依然存在。在專業方向的選擇上，也顯示出了他的執拗與自信。他本來是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優等生，本來有一份穩定的職業，但是，不聽從衆人的勸告，執意要考人文地理學研究生，而一旦主意已定，便不顧一切地着手準備。他下決心運用書本上的知識和實地調查的第一手資料，去“轟炸”那張考卷，讓導師對他刮目相看。他也曾遇到許多困難和障礙：沒有錢去黑龍江考察，母親病重住院，手臂疼痛難忍，報名遇到了麻煩，准考證沒有着落……但這一切都無法阻擋他向既定的目標衝刺。他那種志在必得的自信和燃燒着的不可遏止的激情，使讀者無不受到強烈的感染，而且深信他一定可以實現他的奮鬥目標。這個永不放棄與生命搏鬥的好漢子，他的身上充滿了理想主義的色彩，隨時決心與命運“鬥一場”。他相信青春，期待青春。他認爲只要是青春就會是美麗的。他要奔跑着生活，以此來追回過去浪費掉了的寶貴青春，他的身體是累的，可是心裏卻是自由的、輕鬆的，充滿了希望。由此，我們看到，這個被北方的河把勇敢和深沉、粗野和溫柔、傳統和文明灌注到血液中的年輕人，已經顯示出了堅強的奮擊者的性格，“他”從這些奔流不息、永不衰竭的河流中領悟到生命和青春的啓示，“他”與遼闊蒼茫、粗獷坦蕩、深邃博大的北方大河精神容二爲一。在這裏，北方地貌河流無不成爲人的生命激情的具象表現，成爲整個民族精神的象徵。
2.宗教追尋的“詩性”素質。張承志是一個有着虔誠信仰的作家。宗教信仰始終貫穿在他爲文爲人之中。這成爲作家創作的“詩性”精神積澱。作爲一個伊斯蘭教哲合忍耶教徒，信仰已深深根植於其靈魂深處而無法迴避。但要真正理解張承志的宗教，哲合忍耶卻並不是唯一的方式。他的宗教更多的則應是一種帶有終極意味和具有超越性、普泛性的精神超越與價值意義，它貫穿於作家文章之中，形成一種無形且無邊的詩意。張承志對宗教的追尋源於他對都市現實生活的清醒認識與反抗。“周圍的時代變了，20歲的人沒有青春，30歲便成熟爲買辦。人人姜縮成一具衣架，笑是假笑，只爲錢哭。十面理伏中的我在他們看來是一隻動物園裏的猴，我在嘶訊時，他們打呵欠。”[16]美好的價值追求與現世的虛僞混濁，使得張承志變得憤怒和焦灼，爲了尋找理想的人格模式，追尋純真的人性，爲了重建想象的淨土和追尋“清潔的精神”，他選擇了拋棄與流浪，拋棄那種世俗的齷齪的生活，在流浪中尋找自己“潔淨”的精神世界。這種追求是對生命的強調和重新闡釋：只有守衛好自己的精神家園，才能消除今日主體認同的危機感，獲得完整的生命感受。
理想主義的張承志在流浪中苦苦追尋着理想的淨土，找尋精神的依託，於是他的三大小說系列，即草原小說系列、北方小說系列和回民小說系列告訴我們：在那無際無涯的草原，在那貧瘠窮苦的黃土高坡，那村莊的古老和農民的淳樸，綠色的原野和金色的牧場，這裏是心靈的憩園、清潔精神的棲息地。他的《綠夜》《黑駿馬》等草原小說，悲壯而感傷。這些小說帶有苦難的幸福觀，充滿宗教的意味。額吉的博愛精神和宿命地對待人生苦難的態度，很接近佛教和基督教的觀點，《金牧場》中的男性主人公對待人生積極進取、“九死不悔”的“朝聖精神”，又是和儒家文化吻合的。這時張承志還沒有某一個明確的宗教信仰，宗教情感是基於個人現實閱歷自然形成的，又由於張承志雖然作爲一名少數民族作家，但在漢文化環境中生長，所以這個時候他的宗教是複雜而豐富的，混雜了不同文化的因素。從《北方的河》開始，他的小說出現了一個父親形象。他稱黃河是“父親河”，以一種非常複雜的心情表現對父親的感情，這種中國標準的祖先崇拜是最普遍的宗教主題之一。
但是，真正讓張承志似乎找到了自己宗教追尋的終點，則是他的母族信仰。他高揚起生命意識，徹底的皈依宗教，當世人在的舞場和飯廳墮落和頹廢時，張承志卻選擇遠離都市燈紅酒綠，遠離世俗人羣，走向了悲涼的哲合忍耶，在那裏他看到了生命的堅韌，感受到了信仰的震撼。《黃泥小屋》中的蘇尕三，17歲出門，背井離鄉，千里迢迢地漂泊遷徙，下死力氣，日復一日的揮鋤舞鐮，就是爲了一個“黃泥小屋”的念想，這黃泥小屋那麼神祕，那麼令人悠然神往。
在這裏，張承志用一個實體的黃泥小屋象徵着一個抽象的念想，一種對淨土的憧憬，一種對精神的渴望。在第八次從大西北迴來之後，他凝結了全部心血寫出了自己文學頂峯的作品《心靈史》。《心靈史》則用文學與宗教聯姻的方式，通過對回族哲合忍耶教派發展歷史全景式的描述，再一次集中反映了回回民族靈魂不滅的歷史。作品通過對宗教神祕主義的描繪，去揭示超乎一般宗教意義上的更深層的內容，心靈魅力，提高人們參與拔河運動的意識。通過各種渠道去宣傳拔河項目，或通過重大節日去拓展拔河運動，使之成爲全民健身活動的方式之一，通過組織拔河賽事爲主要手段，可帶動加工業、旅遊業、服務業的發展，促進體育設施、器材如拔河用的麻繩、拔河鞋等各種各樣體育產品消費活動的發展，帶動拔河相關產業發展，帶動經濟增長。（本文作者：蘇茜、馬斌 單位：西北民族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