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新媒體；數字化博物館；文化傳播
【摘要】隨着信息科技的飛速發展，數字化多媒體技術出現並日益發展，新技術帶動了新媒體的發展，讓博物館文化傳播也有了全新的概念。本文從新媒體技術與博物館整合的必然性、新媒體在博物館展示中的作用、新媒體展示技術的定位與“尺度”等三個方面展開論述，試圖討論在新媒體技術的指引下，如何重新認識並定義博物館，如何更好地發揮博物館價值，發揮數字化博物館優勢，使博物館建設更加符合時代需求，更加貼合大衆需求。
西方著名社會學家、後現代理論家尚?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在《物體系》一書中提到：“科技演進和物的結構變化實爲一體……物品最具體的一面便是科技。”[1]具體到以展品作載體的博物館來講，信息科技及多媒體技術的發展，必然會爲其提出一個全新的認識基礎，一種全新的文化傳播境界，這其中尤以新媒體技術的出現爲重。
什麼是新媒體？新媒體就是新的科學技術下出現的媒體形態。它能爲受衆提供個性化的內容，使傳播者和接受者能夠進行交流。當今，新媒體的應用在人們生活中唾手可及，如數字報刊、手機短信、公交電視、網絡、觸摸媒體、微博等。具體到博物館行業，新媒體表現爲視頻、投影、互動體驗、數字展品、語音服務、虛擬技術、二維碼、物聯網等多種媒體技術，它們利用科技手段並配以多種呈現方式，爲觀衆打造更具感染力、互動性更強的參觀體驗，開闢了觀衆參與的新天地。
本文試圖在信息技術和新媒體技術不斷進步和發展的條件下，討論如何重新認識並定義博物館，以更好地發揮博物館價值，發揮數字化博物館優勢，使得博物館建設更加符合時代要求，更加貼合大衆需求。
一、 新媒體技術與博物館整合的必然性
1. 新時代博物館文化傳播的需求
國際博物館協會對博物館的定義爲：“博物館是爲社會和社會發展服務，並向公衆開放的非盈利永久機構。它以研究、教育、欣賞爲目的，對人類和人類環境的見證物進行蒐集、保存、傳播和展覽。”博物館在研究、蒐集、保存、整理文物的同時，還具有傳播文化、宣傳教育等功能。這一定義明確指出了博物館的中介性，這種形式的中介性在於它的公共特徵――即強調交往、建立同感等。博物館文化發展到今天，隨着人們精神文化需求的提高與國民文化素質的提升，博物館正逐漸進入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這種中介性在現今社會認識論層面上起到的作用越來越大。隨着信息科技的飛速發展和數字化多媒體技術的出現並日益發展，新技術帶來的新媒體讓文化傳播有了全新的概念，即用信息傳播文化，用數字化承擔博物館文化傳播所具有的中介性。
古老而厚重的文化與新型科學技術的整合，是當前時代的必然需求。以數字化、網絡化爲代表的信息採集、保存和傳播，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速度凸現和推動着博物館文化公益性、公共性、公衆性的實現，即推動或帶動博物館文化核心價值在最大範圍內的實現。這樣的全新傳播方式不僅會爲博物館文化傳播創造種種可能，還會給公衆帶來博物館文化的全新體驗。
2.視覺文化的導向作用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學者尼古拉?米爾佐夫（Nicholas Mirzoeff）在《什麼是視覺文化》一文中提到：“視覺文化研究的成敗可能有賴於它從跨文化的角度思考問題，要面對未來，而不是後視鏡般的人類文化學方法作爲傳統，亦步亦趨。”[3]而對於博物館，現代技術的發展以及20世紀中後期社會文化轉向的思潮一直在解構着舊有的學說，這使得博物館學期待着脫離總體化預設的侷限，並趨向於成爲一種跨學科場域的學術活動，使自己除自身外還包括自身所涉及到的其他學域。這種視覺文化與博物館學跨學科間的交集，就包括信息及數字多媒體方向的中和――即博物館的數字化。
上個世紀初，圖像或是影像技術的推廣，宣告着機械複製時代的到來，這使得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複製技術與所複製品的定位，並最終演化成對語言觀念發起的挑戰。海德格爾認爲，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世界圖像的時代，“從本質上看，世界圖像並非意指一幅關於世界的圖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爲圖像了”[4]。就像語言敘事代替了傳統的主客二分認識論一樣，視覺敘事代替了語言敘事，成爲這個時代認識、理解知識，進而理解世界的主要方式。在博物館，從語言中心到圖像中心的轉變，起初是老照片或攝影作品的展示，隨着技術的進步，最終演進爲數字展示技術。如果說以往展品配文字註釋或者專人講解的展陳方式可以算作語言文化的話，那麼我們沒有理由不認爲數字展示技術亦可算作一種視覺文化。博物館以數字陳列、數字影像這樣一種技術手段，以及一種既在場又不在場的全新的與參觀者的交往方式來展示文物、解釋背景、感悟事件、傳遞信息，甚至呈現隱而不顯的事實，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了。
二、 新媒體在博物館展示中的作用
1. 展覽形式的多樣性
特定的時代特徵總是對應着特定的被建構的知識。當我們討論展覽的策劃和展品的選定時，就會發現這樣的情景：“博物館在揀選知識以及呈現觀念、形象時，都要經過某一個權利系統的運作，而這樣的權利即是來自於博物館界與其所處社會和人民的能力。”[5]這種選擇總是處在一種既定的認知前提下，而也正是這種限制，使得現在的博物館展覽形式以及手段相對單一。這種以往的經驗模式，我們可以借用德國社會學家阿諾德?格倫（Arnold Gehlen）關於文化凝固的論述：“現代文化中所固有的可能性都已得到充分的發揮，其反面可能性和反題亦已被髮掘和加以接受，從今往後改變前提變得越來越難以想象……在文化這樣一種如此活躍和負載的領域中也會感到凝固化的存在。”[6] 但是知識並非是亙古不變的'，這種既定模式在提倡多元化差異性的思潮和現代化信息技術的實踐中日生變數，並衝破以往認知中的種種固有可能性。
可以這麼說，這種展覽形式多樣性的表現是隨着時代的演變而不斷豐富的過程。在某種程度上，新媒體技術的發展豐富了這一點，新媒體技術已經越來越多地作爲各個博物館展覽的輔助形式或主流形式之一而出現。新媒體使用視頻、投影、互動體驗、語音服務等多媒體技術，構建了更爲豐富的博物館知識體系。新媒體技術可以配合傳統實物的展陳形式，以智能手機爲平臺，以二維碼技術爲輔助，使觀衆獲得在傳統實物配以說明文字的形式中所無法完全呈現的關於展品的文化內涵和歷史沿革等海量信息，甚至還可以與同一時期或不同時期的其他文物進行比較，使不同專業、不同文化程度的觀衆能夠真正讀懂展品本身所蘊含的意義。二維碼導覽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已逐漸全面推廣，不只應用於“古代中國”“復興之路”兩個基本陳列，在專題展“道法自然――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精品展”展出期間，二維碼總掃碼數量就已超過41萬次，其中最受關注的作品梵高的《柏樹》有1.7萬餘人進行了掃描。
當然，新媒體技術在博物館展覽中的應用也可以脫離傳統的實物展廳，設立一個真正的數字化展廳。經過數字採集、數字建模並運用虛擬現實、三維投影等技術，向觀衆展示出來的展品更具有感染力。同時觀衆也可以與文化、文物互動體驗，大大提高觀衆的參與度，從而抹平參觀時的距離感。同時，數字展廳還有助於文物的安全保護，數字化、虛擬化的展品省去了每一次布展、撤展時不可避免的因搬運、擺放等操作而帶來的安全隱患。
另一方面，從博物館的宣教職能出發，新媒體技術的應用使得博物館的開放性踏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傳統博物館入館參觀的形式受到場地、空間、地域等各種因素的制約，是遠遠不能滿足中國這個人口大國的需求的。新媒體技術將博物館藏品數字化，並以數字化的方式傳播。這種可以讓觀衆自主選擇展品並瞭解其詳細信息的傳播形式，包括數字博物館、博物館微博、網絡雜誌、手機APP、博物館網站等各種傳播渠道，已經爲諸多博物館所應用，這種方式使得在場或不在場的參觀者都對博物館產生了親近感，拉近了博物館與觀衆間的距離。數字化、新媒體技術的到來使得展品的展示空間得到前所未有的擴展，爲博物館展覽形式開拓了新的道路。
2.博物館傳統結構的轉向及再現式的展示
最早的博物館建於公元前3世紀，埃及的托勒密王國在自己的都城――亞歷山大城創建了一座專門收藏文化珍品的繆斯神廟。起初的博物館是以研究作爲自己的基本職能，隨着文藝復興運動以及航海事業的興起，隨着啓蒙運動後知識地位的轉變，隨着文物分類、文物保護等技術的出現，博物館逐漸轉向以藏品展示爲中心。觀衆來博物館參觀，觀賞文物並閱讀其文字說明成爲當時主流的展陳形式，而這種形式在現今仍佔主流。
這種展陳方式我們可以理解爲參觀者對展品進行建構的過程的特定再現途徑。這種再現正如海德格爾所言，是主體（參觀者）對面前客體（展品）進行想象思考或直觀認知的過程，客體是被主體所認識、被再現的東西，而主體則是客體的載體。這一點在博物館從征服者聚斂戰利品的場所轉化爲以展品、藏品爲中心，注重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之後發生了轉變，主客體形態從之前的征服性模式轉變爲相互依存的關係。而博物館傳統的陳列形式也被侷限在一種相互被動的體系中。直到1946年國際博物館協會在法國巴黎成立，1974年協會對博物館進行了明確的定義，將公益性定爲它的首要職責。這種公益性概念正是隨着科技的演變以及人們全新的文化意識的轉變而提出的，這種改變試圖用技術的手段去找到在博物館範疇中主客體再現關係的一種平衡點。
三、新媒體展示技術的“尺度”
數字技術發展以及虛擬化的到來使得不少學者認爲，由於再現與現實辯解的模糊化，以及符號與其所指涉的真實的無差別化，而導致了現實意義的失真、歷史厚度的削弱、藝術品世俗化、博物館文化價值的消解等現象的出現。但是，新的改變並不意味着傳統的消失。麻省理工媒體實驗室主任、《連線》雜誌資深專欄作家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在《數字化生存》中指出：“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藝術變現方式得以更生動和更具參與性的新時代，我們將有機會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來傳播和體驗豐富的感官信號。儘管這種做法似乎把重要的藝術作品全然世俗化了，但數字化使我們得以傳達藝術形成的過程，而不止是展現最後的成品。這一過程可能是單一心靈的迷狂幻想、許多人的集體想象或是革命團體的共同夢想。”[7]當然，尼葛洛龐帝把重點放在了轉變上，這也正說明了這一新的轉變的必然性與重要性。
讓觀衆用一種易於接受、“樂於把玩”的方式去參觀並瞭解博物館諸多文化資源固然是好，但同時也需要把握好尺度。當我們做數字展示或者新媒體傳播時，如果不重視博物館資源的豐富文化內涵和悠久歷史底蘊的話，往往會步入折中主義的誤區――做什麼都行，只要順應公衆娛樂化的需求，或者受到流行文化、快餐文化、功利主義的風化而造成審美標準的缺失，從而對博物館本身造成負面影響。同時也應意識到，過分專業與晦澀的表達會造成與普遍受衆的疏離與阻隔。所以在數字展示、傳播的方式上、內容上不能急功近利、亦步亦趨，需要明確方向，掌握分寸，把握尺度。這種分寸與尺度就是參觀者的理解能力與數字展示的平衡點――我們如何在通過技術手段抹平參觀者距離感的同時，又能做到使展示內容具備豐富的文化內涵。
我們需要知道，博物館是爲公衆提供知識、教育和輸出文化教育的公共機構，而在博物館中最能體現現代技術與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就是新媒體展示技術。在我們定義這其中諸多數字展品的意義時，需要十分明確一點，即數字展品的意義並不是只以功能決定的物， 也不是爲分析方便而進行分類的物，更不是爲攫取利益而產生的物，而是通過技術扮演着重要角色，使得參觀者通過它在某種程度上與文化產生關聯的物。對於這種關聯，我們可以理解爲展品與參觀者的某種交往式或者交互式的概念。在這種概念的先決條件下，在數字展品內容的選擇上，不應沒有一個審美標準，更不應爲了取悅觀衆而降低自身應有的素質。應在本着提供知識、弘揚文化的前提下，用技術手段搭建展品與參觀者之間的橋樑。
新媒體在展覽展示上的實際應用，就是用各種媒體應用之間的融合吸引觀衆，並與觀衆交往互動。這種交互方式是雙向的，從而避免信息接收的單向性所造成的困擾，這樣觀衆在參觀時，視覺、聽覺、觸覺等感官被全方位地調動起來，從而在達到輸出文化的目的的同時，又能讓參觀者真正、充分地獲得正確的有價值的知識。這種交往方式的最終目標以及我們爲此所做的一切努力，正是爲了讓參觀者不論在博物館、文化遺產地，還是在任何地方，都能與歷史文化進行直接交流，更加拉近二者的距離，讓傳統文化給人以全新的感受。這種感受正如美國著名學者詹姆遜（Fredric Jameson）所言，它是“一種傾向於更完善的現代化境遇中所獲得的東西”[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