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農村勞動力轉移情況調查報告
農村勞動力轉移情況調查報告
農村勞動力轉移是工業化、現代化的必然趨勢，是每一個國家工業化進程中無法迴避的必經階段。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是推進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增加農民收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客觀要求，是解決好“三農”問題的根本措施，也是切合我縣縣情的現實選擇。爲此，我們就全縣農村勞動力轉移情況進行專題調研，並作深入的分析和思考，現將有關情況報告如下：
一、農村勞動力轉移現狀分析
(一)農村勞動力資源現狀
據2004年統計資料顯示，縉雲縣總人口43.69萬人，農業人口39.76萬人，佔91.0%，農村勞動力23.22萬人，其中男性勞動力12.8萬人，女性勞動力10.42萬人，分別佔55.12 %和44.88 %。全縣農村勞動力資源特點：一是農村勞動力轉移比例不高。2004年全縣外出農村勞動力7.68萬個，佔農村勞動力總人口的 31.70%。二是勞動力文化素質偏低。全縣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勞動力只佔農村勞動力總數的12.8%，初中文化程度佔57.2%，小學文化程度佔26.8%，文盲或半文盲佔3.2%。三是農村勞動力轉移壓力大。據統計資料，2004年我縣鄉村實有勞動力合計23.22萬人，耕地面積15.25萬畝，如果按勞均種植3畝計算，只需5.25萬個勞動力，加上林牧漁業約需2.5萬勞動力，除去外出勞動力，尚有8.11萬勞動力需要轉移。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特徵
1、勞動力轉移異地化。我縣農村勞動力轉移地域廣，異地化轉移爲主要特徵。外出勞動力轉移遍佈全國二十多省、市、區，
近致鄰縣，遠到青海、吉林等地，相對集中在廣西、廣東、福建、上海、江蘇等沿海發達地區，在廣東東莞、惠州等地超過2萬人，上海、江蘇等地近2萬人，廣西東興市、欽州市等地約5000人。省內主要分佈杭州、寧波、溫州、義烏等地。
2、勞動力轉移規模化。勞動力轉移存在着“二多二少” 特點，即從事農業及相關產業多，工業、商貿、建築等行業少；憑技術專長創業多，靠體力務工人員少。從事農業及相關產業主要有麻鴨養殖、水產（魚、蝦）養殖、蜜蜂放養、香菇異地培育、花卉種植、蔬菜種植及農產品加工等。去年全縣有4萬餘人外出養鴨，羣鴨飼養量1500萬羽，總產值超過20億元，是全縣農業總產值的3倍，有200多名農民在上海從事草花種植，面積達1000多畝，占上海盆栽草花60%市場，年產值達8000萬元。
3、勞動力轉移專業化。我縣農村勞動力轉移以自發性爲主，大部分人是通過“親帶親、友幫友、鄰幫鄰”走出去，具有顯著專業化特點。據瞭解，全縣有300多人到全國14個省市從事香菇異地栽培。500多名蜂農常年在黑龍江、吉林、北京、上海、江西等10多個省市放養蜜蜂，放養羣蜂1.5萬羣。依託本縣工業，全縣有5000多名農民到全國各地推銷縫紉機、燈管、工刃具等工業品。1000多名農民在溫州、杭州等地長期從事個體運輸及餐飲業。另外，勞動力轉移具有明顯區域性特徵，如大源鎮深坑村107戶，407人口，90%勞動力外出創業，其中70%勞動力常年在外專業從事經銷油漆生意，村民中有的擁有資產上千萬元，有的上百萬元，全年村民年收入達700多萬元；溶江鄉有數百人在外專業從事隧道挖掘施工；城北古塘下、黃龍等村上百村民十幾年長期在金華、義烏等專業從事蒸蘢生產；地處最偏僻的木慄鄉有150多人，常年在北京經商開設超市。
4、勞動力轉移模式多樣化。全縣勞動力轉移主要形式有：離土離鄉的勞動力轉移，少部分農民脫貧致富，自發地下山進城、
留城置業發展(農民轉變市民)；離土不離鄉外出異地開發、務工經商勞動力轉移，是我縣農民轉移的主要形式；不離土不離鄉的勞動力轉移，有的在本縣進城入廠務工，有的進入當地農業龍頭企業務工，有的兼季節性、臨時性轉移，農忙時務農，農閒時外出從事非農職業。
5、勞動力轉移主體單一化。我縣勞動力轉移以青壯年爲主體，年齡40歲以下、文化素質比較高勞動力轉移比較容易，文化素質低，弱勢羣體轉移比較困難。
(三)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趨向
1、行政推動成爲農村勞動力轉移新的拉動力。近年來，縉雲縣委、縣政府把提高農民素質作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牛鼻子”來抓，加強對農村勞動力素質培訓工作領導，建立健全工作機構，明確工作職責，出臺《關於實施農村勞動力素質培訓工程的若干意見》，明確工作目標，計劃2004年—2010年全縣培訓農村勞動力10.5萬人，其中以被徵地農民、下山移民和農村富餘勞動力爲主要對象轉移就業培訓3萬人。據統計，2004年全縣投入農村勞動力培訓資金237.7萬元，培訓被徵地農民、下山移民和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技能7056人。技能培訓是成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推動力。
2、工業化和城鎮化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磁化效應更加明顯。農業比較利益低，耕地面積的剛性遞減，城鄉發展呈二元格局，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對農民具有極強的吸引力和示範效應，有力地推動農村人口和勞動力向城鎮和二、三產業轉移，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集聚效應對農村勞動力產生了很大的拉動作用。如我縣新碧工業園區引進外來企業100多家，有力地促進當地農村勞動力轉移。再如我縣下雙龍扶貧小區建設規模300畝，擬安置高山遠山移民3000名，目前一期工程已完成小區的土石方工程、
擋土牆工程、箱涵工程三大基礎工程，已預備落實資格農戶450戶，將轉移農村人口近2000名。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存在問題
一是勞動力轉移的組織程度不高。據瞭解，我縣在組織民工有序流動人數僅佔勞務輸出總數的16%。大部分外出民工由親戚朋友帶出去，表現出一定的盲目性，導致勞務輸出穩定性不強。
二是勞動就業難度加大。隨着國企改革的深入，下崗工人增多，農村勞動力轉移面臨城市勞動力就業及再就業的雙重壓力。加上勞務市場放開後，外地廉價勞動力進入本縣各類用工單位，就地轉移難度加大。同時，我縣農村勞動力素質偏低，不適應市場需求由“體力型”向“技能型”的轉變。
三是民工的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目前勞動力市場供大於求，加上發達地區和城市對民工的歧視與排斥，及部分企業老闆法律意識淡薄，使許多民工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消弱了農民外出的信心。
四是相關政策不完善。由於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束縛，進了城的農民生活在城鎮邊緣，無法像城鎮那樣享受醫保、社保等公共福利，只能“進廠不進城”、“離鄉不離土”。縣內土地流轉機制和市場尚不成熟，一些外出人員農忙時又不得不回家務農，增加了務工成本。
三、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對策與措施
1、加快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拓展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空間
城鎮化和工業化是推動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兩個“輪子”，是農民變市民的重要載體。加快城鎮化和工業進程，有利於進一步擴大就業容量，有利於促進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鎮或非農化轉移。一是全力抓好工業園區建設。科學規劃，穩步推進，完善基礎設施，加快新碧工業園區和五東、壺鎮二大城市功能區建設，通過招商引資，制訂優惠政策和提供優質服務，吸引更多外來企業向工業園區集聚，使工業園區成爲增加農村勞動轉移的重要載體。二是積極推進城鎮化進程。統籌城鄉發展，以城帶鄉，以鄉促城，城鄉互動，加快仙都新區、中心鎮、中心村建設，增強城鎮勞動力轉移容納和承載能力，使城鎮真正成爲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蓄水池”。同時切實抓好下雙龍扶貧小區建設，引導農民脫貧致富農民下山向城鎮集聚。三是加快第三產業發展。充分發揮仙都國家4A級風景名勝區的優勢，以旅遊開發爲龍頭，帶動飲食服務、交通運輸、商業等第三產業的發展，促進農村勞動力向第三產業轉移。四是打破體制瓶頸，消除勞動力轉移的屏障。深化戶籍制度改革，鼓勵農民離土離鄉進城落戶，在社會保障、子女入學、就業等方面與鎮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2、加大培訓力度，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和技能
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關鍵是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問題。加強農民素質培訓是解決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治本之策。深入實施“千萬農民素質工程”，以培訓促轉移，以轉移帶培訓，是實現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手段。一是加強對現有培訓資源整合利用。堅持“實際、實效、實用”原則，整合教育資源，完善職業培訓網絡，科學制定年度勞動力培訓計劃，積極推行勞動力“培訓教育券”制度，加強對培訓工作管理，促進新時期農民教育培訓體系的快速發展。二是創新培訓方式。大力推行“訂單”、“定向”、
篇二：中國城市勞動力市場和就業現狀調查報告
中國城市勞動力市場和就業現狀調查報告
一、經濟景氣波動與就業壓力
90年代的中國勞動力就業遇到了新的挑戰：產業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推進帶來大量職業下崗，這一過程又伴隨着城市化加速的必然趨勢——農村勞動力大量流向城市，尤其是中國新增經濟活動人口壓力一直居高不下，使得世紀之交的中國面臨嚴重的就業“衝擊波”（圖一）
在城市失業大量發生的情形下反而發生農村勞動力大量剩餘並且產生向城市的持久移民傾向，這是一個與劉易斯著名的二元就業模型(Lewis,1954)相違背的問題。因爲該模型認爲，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着有關生產和組織的各種不對稱性，當勞動力在傳統農業部門和現代製造業部門之間流動時，由於傳統部門不按照邊際產品原則定價，因此保留着幾乎可以“無限供給”的邊際產出爲零的勞動力，而現代部門追逐利潤最大化，因此兩部門的邊際產出並不相等。在劉易斯看來，經濟發展就是現代部門通過資本積累而擴張，直到將傳統部門“剩餘勞動”蓄水池全部吸乾。這就是說，傳統部門存在着大量勞動剩餘，而現代部門裏不存在。
這一問題在哈里斯—託達羅模型 （Harris-Todaro Model,1970）中可以找到答案。他們指出，只要城市的預期工資高於一個有保證的農村工資，農村勞動力就會在城市失業已經存在的條件下繼續向城市流入。這裏，城市工資有政府法令規定而高於市場均衡工資時，預期工資就可能對農村移民有刺激力。
圖二直觀地描述上述幾個模型的思想。橫軸OO’表示一個經濟中給定的勞動力總量。農村勞動力從原點O向右，農村勞動力的邊際產出由曲線MPRL表達。城市就業從O’點向左計算，曲線MPUL代表城市勞動力的邊際產出。如果有一個充分競爭的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兩部
門勞動邊際產出相等，均衡工資就是Wc。在均衡工資條件下，總勞動力中的OL部分配置給農村，LO’配置給城市，全社會沒有剩餘勞動。但是，如果城市標準工資(Wu)定的高於均衡工資水平，即Wu>Wc，城市就業就會減少，城市出現公開或隱蔽的失業（LL）；但此時城市期望工資（W），即標準工資與城市就業概率的乘積，仍然高於農村均衡工資，因此農村就業量還仍然按照XX’曲線向城市流動，形成農村勞動力供給價格提高，農村就業減少，而城市公開或隱蔽的失業進一步增加，從LL增加到LL。
以上模型假定農村勞動力可以自由向城市部門流動。但是如果存在着禁錮流動的制度性障礙，情形又會不同。在部門間勞動流動被隔絕的條件下，城鄉之間可能持久保持工資水平的顯著差異而沒有發生相應的勞動力流動。“兩元模型”無從分析這樣的情形，因爲“兩元”之間的隔絕，使得每個部門都近乎孤立地決定其內部勞動力的供求和定價。這正是改革前中國的情況。正如我們將在後文中看到的，只有當城鄉隔絕的體制鬆動後，哈里斯—託羅達模型纔可能重新作爲一種有用分析工具。
顯然，在國有企業職工大量下崗和農村勞動力大量流向城市的這一雙向進程中，關鍵因素是城鄉的工資差別，不同性質的勞動力對於城市期望工資的預期差異對於中國的勞動力流動、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和就業形勢發揮着重要作用。以下我們將會通過進一步的分析來詳細闡述這一問題。
1、城鎮下崗與失業 1992年以來，中國的城鎮登記失業率穩步上升，自1996年達到3.0%時，1997、1998年兩年保持在3.1%的水平上。但是中國的新增經濟活動人口和新增從業人員始終分別在1.3%左右和1.2%左右的水平上保持着。
如果把下崗職工考慮在內，中國1997年的城鎮失業率將達到9.36%，就業壓力將會更爲突出（孟慶紅等，1999）。1992年中國的城鎮失業人中、下崗人數分別爲420萬人和300萬人，而到1997年，這兩個數字分別變爲620萬人和1435萬人（其中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爲929萬）（胡鞍鋼，1999A）；1998年進一步變爲892萬人和571萬人（陳淮，1999B）。顯然，中國的城鎮的失業問題越來越多地通過職工下崗這一種形式表現出來。據原勞動部的一項調查分析，至1999年6月底，下崗職工佔全部職工的比例爲11.2%，而全國下崗職工總人數爲711萬人（原勞動部培訓就業司，1999）。而楊宜勇估計，1999年全國下崗未就業人口爲600萬人，登記失業人口爲620萬人，企業新下崗300萬人，城鎮新增勞動力274萬人，機構改革預計分流300萬人，農轉非估計有300萬人，絕對數總計達到2394萬人，比1998年多出460萬人，即1999年就業壓力將比1998年增加23.7%（劉詩白，1999）。而且，楊宜勇等人估計表明，在1999到2001年三年間，中國勞動力總供給中，農轉非的人口約爲1000萬人，其中需要就業的勞動力600萬人；城鎮國有企業富餘人員新下崗850萬人，扣除當年再就業的70%，將會有255萬人等待就業；機關事業單位分流82萬人，1998年年底結轉國有企業再就業服務中心託管的下崗職工614萬人，這樣僅僅因爲勞動力總量的調整就將會爲城鎮增加1551萬人的就業壓力（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1999）。
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市場競爭的加劇使得國有企業必須通過市場化改革走出困境，減員增效勢在必行；另一方面，經濟增長率的放慢意味着經濟對就業的吸收作用減小；但是人口增長的慣性使得新增就業人員繼續以較快的速度增加，這樣整個經濟面臨的就業壓力越來越大，就業崗位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因此，那些本就因爲自身技能較差而被調整下來的下崗職工重新就業的可能性變得更爲渺茫。由於城鎮職工的下崗具有周期性和結構性的雙重特徵，經濟疲軟和國有企業結構調整對就業構成的壓力交織在一起，從而使得國有企業的就業壓力更爲嚴重。
這一下崗趨勢是對於長期以來國有企業效率過低局面的一種糾正。在中央根據計劃指令來配置經濟資源，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並且因此形成由國家行政等級組織壟斷工業和商業，管制農業和實行城鄉隔絕的經濟體制。在這一體制下，國有企業由於管理公有制僵化，缺乏自主權，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受到扼制，導致企業無力實施有效的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結果是企業的效率始終在低水平上徘徊甚至虧損；企業的剩餘也被政府以利稅的形式拿走，作爲補償，職工獲得了“城裏人”身份：較低的工資水平（但是這一工資水平相對於農村的工資水平還是很高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安排。這相當於一種“借舊債還新債”的制度安排，即運用當期企業的利稅來支付對國有企業職工的歷史負債，但是隨着這一負債水平的提高和當期企業效益的下降，這樣的制度安排無法繼續維持下去。職工的下崗就在所難免。由於整個經濟發展前景暗淡導致勞動崗位供給不足、下崗職工自身競爭力差、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等因素，下崗職工再就業的難度很大。於是，各地政府費盡心機尋找再就業門路，甚至是關閉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遷徙的通道。這樣一方面使得最具有競爭力的那一部分勞動力找到工作的概率在大減少，從而阻礙了城鄉開通的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另一方面，這些舉措混淆了週期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的界限，造成了城市中“有人沒活幹、有活沒人幹”的局面，同時使得城市中大量使用外來勞動力的那部分經濟競爭力大大下降，這樣進一步加劇了就業壓力。如果在面臨城市就業壓力時，政府開始選擇退卻，那麼城市就業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將喪失殆盡。
2、農村的勞動力轉移 城市就業壓力劇增這一進程不可避免地與中國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大趨勢相互衝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就業通過三個途徑得到緩解：第一，農業內有效利用勞動力資源的機會增加了；第二，農村的非農就業，尤其是鄉鎮企業的吸收；第三，城市的吸收，即農村勞動力加速向城鎮製造業、商業和服務業轉移。據作者參加的勞動部一項研究的結果估計，16年間（1978-1992）農業內部有效利用勞動力的機會共增加了約50%，農村非農就業提供了近1億個新的崗位，另外約有3000萬農民工轉移到縣城以上的城市就業。另外，據範芹估計，截至1997年，中國的鄉鎮企業已安排的就業人數佔全部農業勞動力總數的25%，1.9萬多個小城鎮累計吸收農村勞動力3000多萬，約佔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總量的30%（範芹，1997；轉自鄧大鬆等1999成都）。
但是，當前鄉鎮企業由於中國經濟狀況不佳、融資需要遠遠不能得到滿足、鄉企自身面臨制度創新等原因，發展速度顯著放慢，其對中國農村勞動力的吸收能力也隨之減少。1991年以來中國第一產業中的勞動力一直呈現絕對下降的趨勢，也即將會有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尋找新的出路，鄉鎮企業無法滿足其要求時，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遷徙就成爲其主要出路。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動力主要在於城鄉工資差別，如果城市就業的期望工資（城市工資水平乘以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高於農村的工資水平，農民就會流向城市。顯然，隨着鄉鎮企業界的不景氣，農村勞動力在農村就業的工資水平大大下降，這無疑加大了城鄉工資差別，使得勞動力更有激勵流向城市就業。如果城市改革止步不前，城市工資水平仍然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農民工的流動帶給城市的就業壓力就會更大。
而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採取的是“關門”政策，即城市由於下崗壓力對農村勞動力關閉了大門。但是，這只是部分影響到農村勞動力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城市工資水平難以下調，而農村的工資水平則隨着鄉鎮企業停滯而大幅下降，這樣就意味着農民在勞動力市場上具有壓倒性的競爭優勢。因此，政府“關門”政策的結果是農民工“清而不退”，這一巨大的勞動力人口的一部分通過重新回到土地上轉變成爲隱性失業堵塞，大部分則通過採取種種規避措施在城市的灰色勞動力市場上找到就業機會；而且，一旦農民工在某一地區工作一段時間後，他們可能就會習慣於城市的生活，即便暫時失業，也不願意返回農村。在1995、1996和1997年三年中，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數字達到2400萬、2500萬和3000萬（陳淮，1999）。這一壓力在中西部的一些人口大省，如四川、湖南，反映的更爲明顯；很難想像這些跳出“龍門”的農村勞動力因爲城市的大門緊鎖而全部返回農村。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遷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如何協調這一人口轉移壓力在城鎮就業壓力日漸嚴重的今天更凸現其重要性。
3、新增勞動力壓力 中國的就業壓力不僅反映在勞動力存量的變化上，而且來自於新增勞動力的數量。在H-T模型中，如果勞動力的邊際產出水平沒有較大的改進，而勞動力總量卻發生了較大的增加，這就意味着農村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和城市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相等的那一點所決定的就業水平沒有大的增加，最後的結果是總失業水平面的上升。
因此，把中國所面臨的就業壓力放到中國總的人口增加框架下，我們對於中國窘迫的就業狀況將會有更好理解。由圖三可知，中國總人口增量在1982年達到了一個高峯，1986-1990年達到了另一個高峯，其中在1987年達到峯值；而中國新增城市人口則分別在1981年有一個大的增量，1984年達到高峯；新增農村人口在1982年就已經達到一個高峯，1984年後更是一直持續增加到1991年。如果以16歲作爲勞動力開始要求參加工作的年齡，那麼中國的就業壓力在1998年達到了第一個高峯，在2002年再度加大，2003年達到高峯，並且一直持續到2006年左右。而城市就業壓力將在1997年達到第一個高峯，2001年左右達到另一個高峯；如果考慮到農村勞動力自2000年以後持續增加的壓力，中國的就業狀況將會更爲嚴峻。
篇三：中國城市勞動力市場和就業現狀調查報告
中國城市勞動力市場和就業現狀調查報告
一、經濟景氣波動與就業壓力
90年代的中國勞動力就業遇到了新的挑戰：產業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推進帶來大量職業下崗，這一過程又伴隨着城市化加速的必然趨勢——農村勞動力大量流向城市，尤其是中國新增經濟活動人口壓力一直居高不下，使得世紀之交的中國面臨嚴重的就業“衝擊波”（圖一）
在城市失業大量發生的情形下反而發生農村勞動力大量剩餘並且產生向城市的持久移民傾向，這是一個與劉易斯著名的二元就業模型(Lewis,1954)相違背的問題。因爲該模型認爲，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着有關生產和組織的各種不對稱性，當勞動力在傳統農業部門和現代製造業部門之間流動時，由於傳統部門不按照邊際產品原則定價，因此保留着幾乎可以“無限供給”的邊際產出爲零的勞動力，而現代部門追逐利潤最大化，因此兩部門的邊際產出並不相等。在劉易斯看來，經濟發展就是現代部門通過資本積累而擴張，直到將傳統部門“剩餘勞動”蓄水池全部吸乾。這就是說，傳統部門存在着大量勞動剩餘，而現代部門裏不存在。
這一問題在哈里斯—託達羅模型 （Harris-Todaro Model,1970）中可以找到答案。他們指出，只要城市的預期工資高於一個有保證的農村工資，農村勞動力就會在城市失業已經存在的條件下繼續向城市流入。這裏，城市工資有政府法令規定而高於市場均衡工資時，預期工資就可能對農村移民有刺激力。
圖二直觀地描述上述幾個模型的思想。橫軸OO’表示一個經濟中給定的勞動力總量。農村勞動力從原點O向右，農村勞動力的邊際產出由曲線MPRL表達。城市就業從O’點向左計算，曲線MPUL代表城市勞動力的邊際產出。如果有一個充分競爭的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兩部
門勞動邊際產出相等，均衡工資就是Wc。在均衡工資條件下，總勞動力中的OL部分配置給農村，LO’配置給城市，全社會沒有剩餘勞動。但是，如果城市標準工資(Wu)定的高於均衡工資水平，即Wu>Wc，城市就業就會減少，城市出現公開或隱蔽的失業（LL）；但此時城市期望工資（W），即標準工資與城市就業概率的乘積，仍然高於農村均衡工資，因此農村就業量還仍然按照XX’曲線向城市流動，形成農村勞動力供給價格提高，農村就業減少，而城市公開或隱蔽的失業進一步增加，從LL增加到LL。
以上模型假定農村勞動力可以自由向城市部門流動。但是如果存在着禁錮流動的制度性障礙，情形又會不同。在部門間勞動流動被隔絕的條件下，城鄉之間可能持久保持工資水平的顯著差異而沒有發生相應的勞動力流動。“兩元模型”無從分析這樣的情形，因爲“兩元”之間的隔絕，使得每個部門都近乎孤立地決定其內部勞動力的供求和定價。這正是改革前中國的情況。正如我們將在後文中看到的，只有當城鄉隔絕的體制鬆動後，哈里斯—託羅達模型纔可能重新作爲一種有用分析工具。
顯然，在國有企業職工大量下崗和農村勞動力大量流向城市的這一雙向進程中，關鍵因素是城鄉的工資差別，不同性質的勞動力對於城市期望工資的預期差異對於中國的勞動力流動、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和就業形勢發揮着重要作用。以下我們將會通過進一步的分析來詳細闡述這一問題。
1、城鎮下崗與失業 1992年以來，中國的城鎮登記失業率穩步上升，自1996年達到3.0%時，1997、1998年兩年保持在3.1%的水平上。但是中國的新增經濟活動人口和新增從業人員始終分別在1.3%左右和1.2%左右的水平上保持着。
如果把下崗職工考慮在內，中國1997年的城鎮失業率將達到9.36%，就業壓力將會更爲突出（孟慶紅等，1999）。1992年中國的城鎮失業人中、下崗人數分別爲420萬人和300萬人，而到1997年，這兩個數字分別變爲620萬人和1435萬人（其中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爲929萬）（胡鞍鋼，1999A）；1998年進一步變爲892萬人和571萬人（陳淮，1999B）。顯然，中國的城鎮的失業問題越來越多地通過職工下崗這一種形式表現出來。據原勞動部的一項調查分析，至1999年6月底，下崗職工佔全部職工的比例爲11.2%，而全國下崗職工總人數爲711萬人（原勞動部培訓就業司，1999）。而楊宜勇估計，1999年全國下崗未就業人口爲600萬人，登記失業人口爲620萬人，企業新下崗300萬人，城鎮新增勞動力274萬人，機構改革預計分流300萬人，農轉非估計有300萬人，絕對數總計達到2394萬人，比1998年多出460萬人，即1999年就業壓力將比1998年增加23.7%（劉詩白，1999）。而且，楊宜勇等人估計表明，在1999到2001年三年間，中國勞動力總供給中，農轉非的人口約爲1000萬人，其中需要就業的勞動力600萬人；城鎮國有企業富餘人員新下崗850萬人，扣除當年再就業的70%，將會有255萬人等待就業；機關事業單位分流82萬人，1998年年底結轉國有企業再就業服務中心託管的下崗職工614萬人，這樣僅僅因爲勞動力總量的調整就將會爲城鎮增加1551萬人的就業壓力（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1999）。
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市場競爭的加劇使得國有企業必須通過市場化改革走出困境，減員增效勢在必行；另一方面，經濟增長率的放慢意味着經濟對就業的吸收作用減小；但是人口增長的慣性使得新增就業人員繼續以較快的速度增加，這樣整個經濟面臨的就業壓力越來越大，就業崗位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因此，那些本就因爲自身技能較差而被調整下來的下崗職工重新就
業的可能性變得更爲渺茫。由於城鎮職工的下崗具有周期性和結構性的雙重特徵，經濟疲軟和國有企業結構調整對就業構成的壓力交織在一起，從而使得國有企業的就業壓力更爲嚴重。 這一下崗趨勢是對於長期以來國有企業效率過低局面的一種糾正。在中央根據計劃指令來配置經濟資源，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並且因此形成由國家行政等級組織壟斷工業和商業，管制農業和實行城鄉隔絕的經濟體制。在這一體制下，國有企業由於管理公有制僵化，缺乏自主權，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受到扼制，導致企業無力實施有效的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結果是企業的效率始終在低水平上徘徊甚至虧損；企業的剩餘也被政府以利稅的形式拿走，作爲補償，職工獲得了“城裏人”身份：較低的工資水平（但是這一工資水平相對於農村的工資水平還是很高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安排。這相當於一種“借舊債還新債”的制度安排，即運用當期企業的利稅來支付對國有企業職工的歷史負債，但是隨着這一負債水平的提高和當期企業效益的下降，這樣的制度安排無法繼續維持下去。職工的下崗就在所難免。由於整個經濟發展前景暗淡導致勞動崗位供給不足、下崗職工自身競爭力差、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等因素，下崗職工再就業的難度很大。於是，各地政府費盡心機尋找再就業門路，甚至是關閉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遷徙的通道。這樣一方面使得最具有競爭力的那一部分勞動力找到工作的概率在大減少，從而阻礙了城鄉開通的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另一方面，這些舉措混淆了週期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的界限，造成了城市中“有人沒活幹、有活沒人幹”的局面，同時使得城市中大量使用外來勞動力的那部分經濟競爭力大大下降，這樣進一步加劇了就業壓力。如果在面臨城市就業壓力時，政府開始選擇退卻，那麼城市就業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將喪失殆盡。
2、農村的勞動力轉移 城市就業壓力劇增這一進程不可避免地與中國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大趨勢相互衝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就業通過三個途徑得到緩解：第一，農業內有效利用勞動力資源的
機會增加了；第二，農村的非農就業，尤其是鄉鎮企業的吸收；第三，城市的吸收，即農村勞動力加速向城鎮製造業、商業和服務業轉移。據作者參加的勞動部一項研究的結果估計，16年間（1978-1992）農業內部有效利用勞動力的機會共增加了約50%，農村非農就業提供了近1億個新的崗位，另外約有3000萬農民工轉移到縣城以上的城市就業。另外，據範芹估計，截至1997年，中國的鄉鎮企業已安排的就業人數佔全部農業勞動力總數的25%，1.9萬多個小城鎮累計吸收農村勞動力3000多萬，約佔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總量的30%（範芹，1997；轉自鄧大鬆等1999成都）。
但是，當前鄉鎮企業由於中國經濟狀況不佳、融資需要遠遠不能得到滿足、鄉企自身面臨制度創新等原因，發展速度顯著放慢，其對中國農村勞動力的吸收能力也隨之減少。1991年以來中國第一產業中的勞動力一直呈現絕對下降的趨勢，也即將會有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尋找新的出路，鄉鎮企業無法滿足其要求時，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遷徙就成爲其主要出路。農村勞動力向城
市轉移的動力主要在於城鄉工資差別，如果城市就業的期望工資（城市工資水平乘以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高於農村的工資水平，農民就會流向城市。顯然，隨着鄉鎮企業界的不景氣，農村勞動力在農村就業的工資水平大大下降，這無疑加大了城鄉工資差別，使得勞動力更有激勵流向城市就業。如果城市改革止步不前，城市工資水平仍然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農民工的流動帶給城市的就業壓力就會更大。
而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採取的是“關門”政策，即城市由於下崗壓力對農村勞動力關閉了大門。但是，這只是部分影響到農村勞動力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城市工資水平難以下調，而農村的工資水平則隨着鄉鎮企業停滯而大幅下降，這樣就意味着農民在勞動力市場上具有壓倒性的競爭優勢。因此，政府“關門”政策的結果是農民工“清而不退”，這一巨大的勞動力人口的一部分通過重新回到土地上轉變成爲隱性失業堵塞，大部分則通過採取種種規避措施在城市的灰色勞動力市場上找到就業機會；而且，一旦農民工在某一地區工作一段時間後，他們可能就會習慣於城市的生活，即便暫時失業，也不願意返回農村。在1995、1996和1997年三年中，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數字達到2400萬、2500萬和3000萬（陳淮，1999）。這一壓力在中西部的一些人口大省，如四川、湖南，反映的更爲明顯；很難想像這些跳出“龍門”的農村勞動力因爲城市的大門緊鎖而全部返回農村。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遷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如何協調這一人口轉移壓力在城鎮就業壓力日漸嚴重的今天更凸現其重要性。
3、新增勞動力壓力 中國的就業壓力不僅反映在勞動力存量的變化上，而且來自於新增勞動力的數量。在H-T模型中，如果勞動力的邊際產出水平沒有較大的改進，而勞動力總量卻發生了較大的增加，這就意味着農村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和城市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相等的那一點所決定的就業水平沒有大的增加，最後的結果是總失業水平面的上升。
因此，把中國所面臨的就業壓力放到中國總的人口增加框架下，我們對於中國窘迫的就業狀況將會有更好理解。由圖三可知，中國總人口增量在1982年達到了一個高峯，1986-1990年達到了另一個高峯，其中在1987年達到峯值；而中國新增城市人口則分別在1981年有一個大的增量，1984年達到高峯；新增農村人口在1982年就已經達到一個高峯，1984年後更是一直持續增加到1991年。如果以16歲作爲勞動力開始要求參加工作的年齡，那麼中國的就業壓力在1998年達到了第一個高峯，在2002年再度加大，2003年達到高峯，並且一直持續到2006年左右。而城市就業壓力將在1997年達到第一個高峯，2001年左右達到另一個高峯；如果考慮到農村勞動力自2000年以後持續增加的壓力，中國的就業狀況將會更爲嚴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