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著名美學家朱光潛也曾說：“悲劇比別的任何文學形式更能表現傑出人物在生命最重要關頭的最動人的生活。它比別的任何文藝形式更能使我們感動。它喚起我們最大量的生命能量，並使之宣泄……它是最使人激動的經驗，而我們的快感的最大來源也在於此。”這湖裏面既是最動人的生活，又是快感的最大來源，可見悲劇對於我們來說極其重要。
但要說到小說或戲劇上來的話，其實中國自古便少有寫得很好的悲劇式小說和戲劇。儘管中國的小說家、戲劇家在有意寫悲劇的情況下製造大量的懸念和衝突，令人感到或恐懼或驚悚，但這些都只停留在了“人們的同情”上，而沒有如錢鍾書先生所說的那樣“上升到更高層次的悲劇體驗”，即令人痛苦的印象。
中國人難以傳達出令人痛苦的精神，究其原因，想必是中國人有些“幸福”了。沒有切身的體會或有卻未能表達出來，所以個個便往“家破人亡”、“死於非命”，“哭哭啼啼”方面去想，然後寫下來。但這自然只在於表面上，當然只可停留在個人的“同情”上。
中國雖然少有好的悲劇式小說和戲劇但還是有的。張愛玲寫得一些小說及戲劇很令人讀完後心中還久久縈繞着痛苦悲涼之感。其實張愛玲的一生就是一出上演的悲劇。張愛玲本家庭顯赫，但因爲父母沉迷吸鴉片，敗壞家產，所以家道中落，對張愛玲和張子靜也棄之不顧，終於奠定了張愛玲冷、悲、涼、自私的心理。但她對大漢奸胡蘭成可一點也不自私，爲了他，張愛玲甚至奉上了自己的前途。張愛玲渴求父愛般得愛情，這是張愛玲的死穴。儘管張愛玲如何掙扎，身心如何倦怠也只可喘着氣，冒着冷汗把一個個悲劇寫出來。使讀者深深感到張愛玲付諸於華麗的蒼涼，從而生出悲痛之感，終至於難以治癒。
但並非要有切身體會纔可寫出好的悲劇是作品來。例如於黎華的《彼岸》，儘管於黎華生活美滿，沒有張愛玲所受過的'蒼涼冷漠但她的《彼岸》卻是個悲劇。裏面並沒有很多中國文學家創作時一如既往的懸念和衝突，而是着筆於溫馨美好的場面以作烘托，小說結尾的時候出人意料，一下子把悲劇體驗層次上升得極高而富有詩意，令人的悲痛之感餘意無窮，若只作一作對比又易於體會。
所以寫好的悲劇式作品也並非唯一，只要悲之有物而後言之而出，再作一番處理並反覆揣摩那也是可以的。不過這些都僅爲我所見。其實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期，對於悲劇的定義自然不同。姚一葦在論述元代雜劇時說“如果悲劇一詞是指特定歷史條件下的藝術形式，則中國是沒有悲劇的”然而錢鍾書先生卻將元劇《竇娥冤》和《趙氏孤兒》當做中國的“偉大悲劇”。所以悲劇並非一個永恆的定點。然而，因爲在這一領域的差異反倒豐富了文學的創作及比較文學，所以還是有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