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騷》是屈原傾注整個生命寫作而成的偉大政治抒情詩篇, 是我國古代文學史上最長的自敘性浪漫主義詩歌珍品。其中的比興象徵手法更是我們學習的重點。下面我們就其象徵美進行分析。
運用的廣泛性
《離騷》比興象徵藝術的第一個特徵在於運用的廣泛性。在我國現實主義詩歌的源頭《詩經》中, 比興手法即已爲衆多的民間歌手所採用。然而, 將比較單純的比興手法發展爲高超的比興象徵藝術, 更廣泛地將其運用於藝術形象的塑造與政治主題的表達,使之呈現出豐繁複雜、異采多姿的面貌， 則是詩人屈原的偉大創造。綜觀《離騷》, 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結論: 詩篇幾乎以90 % 的篇幅大量地運用了比興象徵藝術。凡自然界的日月星辰、風雲雷電, 神話傳說中的蠔龍鳳凰, 王母佚女, 古代的先王聖哲, 昏君侯臣, 楚地的香草異卉、惡草臭木, 無一不根據詩篇政治性主題的表達與詩人浩蕩激情傾瀉的需要, 被驅遣於作者的筆端, 構成爲一條五光十色、異彩紛呈的比興象徵畫廊。在作品中, 詩人既將比興象徵藝術運用於對現實世界的描摹, 又將比興象徵藝術運用於對未來道路的探索, 既以之寫自然, 又以之寫社會, 既以之寫天地, 又以之寫鬼神, 既以之寫物, 又以之寫人, 既以之寫實, 又以之寫虛。
衆所周知, 文學藝術的特質是形象。政治抒情詩的特質則是在激烈的現實政治鬥爭的旋渦中塑造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因此, 在《離騷》中, 詩人屈原集中筆力着重塑造了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 而爲了使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矗立在讀者面前, 詩人便廣泛運用了比興象徵藝術, 進行鋪敘描寫。假如說, 《詩經》的比興手法還只是比興藝術的樸素形態, 只是感物而發, 由彼及此, 或以彼喻此, 那麼, 以《離騷》爲代表的楚辭的比興藝術則比中有興, 興中有比, 合而爲一, 寄託深遠, 意在言外, 豐富多彩, 是它發展的高級形爭態。詩人屈原在《離騷》中廣泛地運用了比興象徵藝術, 以一系列彼此銜接的比興象徵形分象表現了作品的深廣內容, 從而使全詩熠熠生輝, 令人目不暇接, 百讀不倦!
表達的多樣性。
《離騷》的比興象徵藝術還具有表達方式多樣性的特色。我國現代著名散文家朱自清先生指出《離騷》的比興象徵藝術大略有下列四種方式：以古比今(詠史) 、以仙比俗(遊汕) 、 以男女比君臣 (豔情)、以物比人 ( 詠物 ) 。關於詩篇比興象徵藝術方式的多樣性, 還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異物同喻， 詩人選取不同的喻體, 對本體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描摹形容。另一類是同物異喻，即喻體只有一個, 而本體各異。正由於詩人在比興象徵藝術的駕馭上做到了異物同喻, 同物異喻, 詩篇更顯委婉有致, 搖曳多姿。
反覆誦讀《離騷》, 我們會深深感到: 詩人列舉古時堯舜盛世, 萊封亂世等歷史事實,正是爲了比之當今的楚國, 詩人描繪九天之上的廣闊空間, 正是以之象徵地上的楚朝廷。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 詩篇是在以男女關係比喻君臣關係, 以戀人之間的離合變化象徵自己政治上的榮辱得失。這就近一步顯示了作品比興象徵藝術靈活多樣的特色。如作品前一部分對既往歷史的回溯, 詩人將自我喻爲女性形象, 作爲女性的抒情主人公象徵形象一直忽隱忽現, 貫串於這一部分的始終。而在後面對未來道路的探索中, 詩人立即調換筆法。詩人的自我印象由女性幻化爲男性, 詩人變女求男爲男求女, 以男求女喻己求賢,以及通過女性對愛情熱烈追求的鋪敘描寫, 寄託了自己強烈的政治追求和崇高的政治理想。這樣, 作爲積極浪漫主義偉大詩篇的《離騷》也就具有更爲迷人的藝術魅力了。
寓意的深刻性。
《離騷》的比興象徵藝術最可寶貴之處還在它寓意的深刻性。《離騷》的比興象徵藝術最寶貴之處還在它寓意的深刻性。首先, 如前所述, 詩篇以香草喻賢才, 以美人喻君王,以天上喻人間, 以古代喻當代, 這些固然沒有離開“ 比、興”; 而從整體來看, 詩人寫到女嬃規勸，陳辭重華, 於是自己朝發蒼梧, 夕至縣圃，使日神駕車, 令月神開路, 飛上了高空, 都叫不開天國大門;於是又令雷神駕雲,請鴆鳥爲媒, 去向古代的宓妃簡狄求婚, 結果也未能成功,;於是又問卜於靈氛, 乞靈於巫咸, 在們的規勸下, 又駕八龍, 載雲旗, 登崑崙, 涉流沙, 向着遙遠的西海進發, 正在飛昇之際, 卻回頭望見了下界的故鄉? ? 通過這一連串紛紜繁複的比興象徵的運用, 詩人構造了一個五彩繽紛的幻想世界, 並藉此盡情宣泄了自己鬱結於胸的滿腔政治苦悶, 充分表達了自己傾注整個生命爲之奮鬥的政治理想, 吐露了自己爲了實現這一崇高理想而拚死抗爭的狄耿丹心, 寄託了自己纏綿徘側的優國憂民的偉大襟懷。唯其如此, 我們說, 正是由於詩人廣泛運用了比興象徵手法, 詩篇才深刻地表達了作爲政治抒情詩的巨大主題。因此, 詩篇的比興象徵既有豐富的形象意義, 更有深刻的政治思想內涵和認識價值。
詩人屈原在廣闊的歷史背景和激烈的政治鬥爭旋渦中, 嫺熟地運用了比興象徵藝術, 對戰國後期楚國統治者的昏庸, 政治的黑暗, 人才的變質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對楚國的反動勢力進行了無情的抨擊, 而對以自己爲主導的楚國的進步革新勢力則進行了熱烈的謳歌。正因爲詩篇通過比興象徵藝術的成功運用深刻地再現了當時楚國的政治生活, 反映了楚國社會階級鬥爭和政治鬥爭的某些本質方面, 因而詩篇才成爲楚國社會生活的縮影, 成爲我國古代文學史上宏偉的政治抒情史詩!
比興象徵藝術, 作爲屈原積極浪漫主義創作原則的主要表現手段, 從它出現以後, 象一泓清潤的山泉, 一直滋潤着我國古代文學與現代詩歌的沃土。詩人屈原在《離騷》等作品中馳騁奇特豐富的想象與聯想, 大量運用比興象徵手法, 驅遣多姿多彩的比興象徵形象,。回顧既往, 探索未來, 追求光明, 抒寫襟懷, 撻伐黑暗, 表現理想, 這種神奇橘怪,氣象恢宏的積極浪慢主義表現手段, 在我國源遠流長的詩歌領域中開闢了一片風光明麗的天地, 使我國豐饒的詩歌沃土色香四溢, 開放出了無數迷人眼目的奇花異卉!
拓展閱讀： 《離騷》分段賞析
第一段。通過自敘的筆法，提出了積極用世的人生觀：首先追溯世系，表明自己是楚國宗室之臣;詳紀生年和名、字的由來，強調稟賦的純美。這和愛國主義思想結合起來，就成爲屈原生命中進步的動力。奠定了他那種堅強不屈的戰鬥性格的基礎。接着敘述他對待生活的態度。由於熱愛生活，所以特別感到時間的易逝，生命的短暫;因而孜孜不倦地培養品德，鍛鍊才能，來充實自己的生活。而這一切。都是爲了一個遠大的理想，明確的目標，在楚國政治改革中，貢獻出自己一份力量。
第二段。承接上文，闡明自己的政治觀點和立場，以及事君不合的經過。首先述三後以戒今王，接着陳堯舜以示典範。在古代社會裏，凡是具有政治抱負的士大夫，他們的理想都必然寄託在最高統治者的身上，因而屈原就必須爭取楚懷王的合作，首先是取得他的信任。可是懷王的態度是不堅定的。這一矛盾的存在，就展開了屈原和“偷樂”的“黨人”之間的劇烈鬥爭;同時，懷王的聽信讒言，也就決定了屈原政治上的客觀遭遇，爲下文提出張本。
第三段。敘述自己在政治鬥爭中的客觀遭遇，並分析其原因。綜合起來，有下面幾層：第一，政治上的改革，單靠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除了爭取君王的合作，必須培植人才，廣結同志，共赴其成。屈原在這方面作了充分的準備。可是想不到“衆芳蕪穢”，致使他的計劃落空，陷於孤立。第二，指出了他和“黨人”之間的矛盾的根本原因。他們之所以勾心鬥角，排除異己，只不過是爲了個人的利益;而屈原的堅持理想，則是爲了“恐脩名之不立”，“哀民生之多艱”。這裏，他強調法度繩墨，進一步提出他的法治思想;這和腐化沒落的貴族勢力絕不相容，因而這一斗爭是不可調和的。第三，在這樣不可調和的鬥爭中，懷王的昏庸糊塗，“不察民(人)心”，不辨黑白，助長了邪氣的高漲，造成了羣小進讒的有利條件。第四，從邪正不能相容，預測自己前途遭遇的必然性;強調不屈服、不妥協的頑強精神，並準備爲此而不惜作任何犧牲。下文展開了劇烈的思想鬥爭而終於取得勝利，就是確立在這樣一個堅實基礎上的。
第四段。承上文說，既然理想不能實現，則退隱可以獨善其身;爲個人計，又何嘗不心安理得?可是這種知其不可爲而不爲的逃避現實的態度，和屈原的個性是絕不相容的。這使他暫時寧靜下來的情感又掀起無限的.波瀾;在波瀾起伏中，一層一層地展開了內心深處的矛盾、彷徨、苦悶與追求，以及在這種心情中的鬥爭過程。從這段起，所寫的都只是一種思想意識的反映，並非事實的敘述。
第五段。敘述女嬃的勸告。她指出處於沒有是非曲直的社會裏，屈原如果不改變他那種孤忠耿直的作風，是不會見容於當世，而且會遭到殺身之禍的。她是屈原人世間唯一的親人，她所說的也是娓娓動聽的人情話;可是她的話僅僅是單純從愛護屈原、關心屈原出發，提高到思想原則上來說，她對屈原卻缺乏本質上的認識。女嬃尚且如此，那末屈原內心深處的痛苦又向誰去申訴呢?於是詩人就不得不把他生平的政治見解假託於向他所最崇拜的古代聖君帝舜來傾吐衷腸了。他徵引了豐富的史實。主要是爲了證明他所堅信不渝的一個真理，一切不合理的政治，必然歸於覆亡，只有“義”和“善”，“循繩墨”“舉賢能”才能使國祚昌盛;而他所堅持的，正是關係楚國國運興衰的根本問題，他自然不能聽從女嬃的勸告，作明哲保身之計了。“陳詞”中的反覆論證，即第二段“彼堯舜之耿介兮”四句的基本內容的具體發揮。這種認識所構成的理論上的完整體系，就使得屈原更進一步表現出一種“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的頑強信念。和其他偉大的政治思想家一樣，他是“百變而不離其宗”，決不可能放棄他的主張的。這種主張在現實環境中既然找不到出路，於是下文就進入了“上下求索”的幻境。在精神活動的領域裏開拓了一個更爲寬廣的世界，把極其深刻而複雜的內心矛盾，一步步推向高潮。
第六段。寫幻想中的境界，借求愛的熾熱和失戀的苦痛來象徵自己對理想的追求。綜合它的內容，有下列幾點值得注意：第一，由於屈原愛國之深，儘管在上述惡劣環境中備受各種打擊，但耿耿此衷，他仍然是鍥而不捨的。這種發自內心不可抑制的強烈情感，亦惟有愛情的追求能彷彿其萬一;因而就產生了以“求女”爲中心的幻想境界，並形成這種上天入地馳騁幻想的表現形式。第二，要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首先必須爭取統治者的信任，正如愛情不是抽象的概念而必須有其具體的追求對象一樣。屈原所追求的，有九重的天女，有高丘的神女，有人間的佚女，她們的身份不同，但在她們的身上同樣可以寄託愛情;也如楚國統治集團當中的任何一員，都有可能通過他們來實現自己的理想。舊說，以求女喻思君，基本上符合於屈原當時的心理狀態。可是所謂“女”，決不僅僅是象徵 “君”。張惠言認爲這一段是說“以道誘掖楚之君臣卒不能悟”，最爲切合原文文義。至於哪一類的女性是影射哪一種人，則文學作品裏的藝術形象不同於哲學社會科學的邏輯思維，是不可能刻舟求劍機械地加以分類的。第三，屈原求愛的心情是熾熱的，可是他選擇對象的條件則是極其苛刻的。他不僅追求美麗的容貌，更重要的是高尚的道德品質。那就是說，政治上的結合必須建築在共同的思想基礎上;同時，即使有了適當的對象，又必須通過媒介的關係。那也就是說，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他決不肯枉尺直尋，不擇手段以求進身的。愛情的熾熱和求愛條件的苛刻，正是矛盾的焦點;失戀的苦痛，就是在這個焦點上形成的。因此在“上下求索”的過程中，回答他滿腔熱情的只是空虛和幻滅，悵惘與彷徨。他在幻覺中的一切感受，正是“溷濁不分，蔽美稱惡”的醜惡現實的反映。
第七段。屈原在極度苦痛的複雜的矛盾心情中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即去和留的問題而加以分析。戰國時代，是中國大一統局面出現的前夕，當時所謂士，爲了實現其理想，政治活動的範圍並不限於本國。求謀個人功名富貴的“朝秦暮楚”的蘇秦、張儀之徒固不用說，就是儒家的大師孟軻也是終身過着“革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的生活。荀卿則以趙人終老於齊。法家的韓非、李斯也都不是爲故國效力。以屈原所具備的卓越才能，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下，當他在政治上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擊，理想不可能在本國實現的時候，考慮到去留的問題是非常自然的。這一段分三個部分：首先是問卜於靈氛，接着取決於巫咸。巫咸和靈氛對同一問題的看法所得出的兩種不同的結論，再一次地引導屈原把楚國的現實和自己的處境作了更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問題的癥結是在於整個環境的日益惡化。儘管自己能堅持理想，決不動搖;但留下來，希望又在哪裏呢?結果，靈氛的勸告在他的思想上取得了暫時的優勢;於是他就衝破了楚國的範圍，進入了“周流上下”，“浮游求女”的另一幻境。
第八段。屈原考慮接受靈氛的勸告以後，在迷離恍惚的心情中展開了最後一次的幻想。幻想終於破滅，這樣就結束了全篇。綜合其內容，有下列幾點值得注意：第一，表現在本篇裏，屈原的內心矛盾正如蠶的作繭自縛一樣，愈來而愈益錯綜複雜，無法解脫;而這錯綜複雜的矛盾始終圍繞着一個核心，沿着一條線索逐步向前發展的。那就是個人遠大的政治抱負和深厚的愛國主義情感如何求得統一的問題。假如單純爲了不忍去國，則留下來而採取一種消極逃避的態度;儘管在極端黑暗的現實環境裏，又何嘗不能作和光同塵，明哲保身之計?但這是屈原所萬萬做不到的。假如單純爲了抒展個人的政治抱負，則屈原的主張正符合於大一統前夕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正如司馬遷所說的，“以彼其材，遊諸侯，何國不容?”(本傳贊)但這又是他心所不忍的。留既不能，去又不可，最後所接觸到的一個問題，那就是個人的遠大的政治抱負和深厚的愛國主義情感的不但無法統一，而且引起了正面衝突的問題;這樣就把矛盾推進到最高峯，而無可避免地使得馳騁在雲端裏的幻想又一次掉到令人絕望而又無法離開的土地上。第二，在這段裏，極馳騁想象之能事，浪漫氣息非常濃厚。這是屈原靈魂深處苦痛的絕叫，生命活力最後的顫抖，這種精神活動，儘管迷離恍惚，空闊無邊，但它所反映的現實心情並不是不可捉摸的。在準備離開楚國的大前提下，屈原究竟想到哪裏去呢?他所飛翔的幻想始終是指向西北方，而且明確地說，“指西海以爲期”，這決不是偶然的。中國民族來自西北高原，矇昧時期，我們祖先的活動是以西北地區爲起點。因而遠古的神話傳說，絕大部分集中於以崑崙爲中心的西方和西北一帶。這是從我國最早的民族發展史上所形成的一個古老的神話系統。到了戰國後期，隨着生產的發展，疆宇的開拓，東方文化中心的齊國，以陰陽家鄒衍爲代表又出現了一支以瀛海、蓬萊爲中心的新的神話系統的萌芽。秦漢以後，有關神話傳說才漸漸由西北轉向東南。楚國在當時是保存遠古文化最完整的唯一的國家，因而以神話傳說爲背景的屈原的創作，自然是詳西北而略東南。這僅僅是從文章的取材的地域性和歷史意義而言的。就作品本身所表現的語氣結合着當時的客觀現實，則其中透露出一個作者所不忍明言的隱約心情。那就是它所指向的西北方，正是秦國所在地。李光地曰：“是時山東諸國，政之昏亂，無異南荊。惟秦強於刑政，收納列國賢士;士之慾亟功名，舍是莫適歸者。是以所過山川，悉表西路。”(《離騷經注》)這話是不錯的。七雄並峙的局面，到了後來，大勢漸趨統一，山東六國必然被強秦所吞併，已成爲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和屈原同時的荀卿在他所著“強國篇”(見《荀子》)裏就有具體的分析。屈原也不可能不是從這一角度來考慮問題的。因而出現在他思想裏暫時的幻境，不但要離開父母之邦，而且是適仇讐之國，這樣就使得矛盾的衝突表現得更爲尖銳，更爲劇烈。這段一開始，屈原驅役龍鳳，揮斥雲霓，表現得如何的活躍和愉快!他的精神似乎已經超越現實境界，而離開了苦難的深淵;可是當他忽然臨睨到故鄉的時候，血肉相聯的情感，又立刻粉碎了那一剎那間所呈現的美妙幻境;也就在幻想的破滅裏，放射出強烈的萬丈愛國主義光芒;而這種駿馬注坡，帷燈匣劍的表現手法，和他當時真實心情是完全相適應的。
最後五句是全篇的總結和尾聲，在上面八段外具有其獨特意義。它高度地概括了全篇的主要內容，簡要而深刻地闡明瞭屈原以身殉國這一偉大悲劇的真實歷史意義。五句分兩層：龔景瀚曰：“ ‘莫我知’，爲一身言之也;‘莫足與爲美政’，爲宗社(祖國)言之也。世臣與國同休戚，苟己身有萬一之望，則愛身正所以愛國，可以不死也。不然，其國有萬一之望，國不亡，身亦可以不死;至‘莫足與爲美政’，而望始絕矣。既不可去，又不可留，計無復之，而後出於死，一篇大要，‘亂’之數語盡之矣。太史公於其本傳終之曰：‘其後楚日以削，後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言屈子之死得其所也，是能知屈子之心者也。”(《離騷箋》)死，在今天看來是消極的，但兩千年前屈原所採取的這種行動其中卻包涵着極其嚴峻的積極的現實鬥爭意義。王夫之日：“原之沉湘，雖在頃襄之世，然知幾自審(預見未來，考慮到自己所應該採取的態度)，矢志已夙(早)。君子之進退生死，非一朝一夕之樹立，惟極於死以爲志(在思想上能作最後犧牲的準備)，故可任性孤行也。”(《楚辭通釋》)先大父(名其昶，字通伯)曰：“死，酷事耳;志定於中，而從容以見於文字，彼有以通性命之故矣(有了正確的人生觀)! 豈與匹夫匹婦不忍一時之悁忿而自裁者比乎?”(《屈賦微》序)這些，不但說明了爲什麼屆原在沉湘前二十多年的《離騷》裏會出現“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這樣的句子，而且有力地駁斥了一般封建正統文人們有意誣衊屈原，毀謗屈原，像漢朝班固所說“露才揚己，忿懟沉江”之類的謬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