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潔非
七月，往山東一行，在濟寧的書店購得《恩怨錄魯迅和他的論敵文選》，讀了有些感觸要在這裏，附帶先說一句，此書內容雖佳，校對則粗率之至，幾不亞於不法書商們製作的盜版書，真教人替編者、出版者深爲惋惜。
魯迅打了一生筆仗，這大抵誰都知道。但以往能見到的，差不多全是一面之辭。以我念書時的中學課本以至大學課本論，上面所載，如非魯迅如何“痛打落水狗”，便是他怎樣戳穿某些人“‘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的嘴臉，至於被痛打者被戳穿者們原說了哪些話，卻一律不載的，即便偶有透露，也是摘摘揀揀，掐頭去尾。所以，關於這段史事，我們實際上一直不得其詳，更不得其實。之所以要這樣做，倒真是令人費解，非但是沒有一點好處，簡直可以說反而給大家平添了好些疑雲，以爲裏面藏着什麼不便公開的內幕。其實根本一點必要也沒有，當年魯迅在世時既然並沒有被罵倒，想必在他去了之後，讓大家原原本本地看他與其論敵之間的種種口角，也不至於降低或奪走他的魅力與價值。
古來文人都難免鬧些筆墨官司，除非他是毫無個人見地的糊塗蟲。像魯迅這樣無論個性或思想都岐嶷不凡的人，自然更易於招惹“是非”，儘管如此，讀罷此書我仍禁不住大爲吃驚：魯迅的論敵竟如此之多！林紓、梅光迪、李四光、徐志摩、丁西林、周作人、林語堂、高長虹、鄭振鐸、成仿吾、馮乃超、李初梨、郭沫若、阿英、潘漢年、蔣光慈、梁實秋、葉靈鳳、劉大傑、胡秋原、戴望舒、施蟄存、沈從文、廖沫沙、田漢、魏金枝、周揚……這些人，從守舊的遺老到革新的健將，從“資產階級”文人到無產階級作家；不單有他的同胞手足也有他昔日的朋友，不單有騷人墨客也有文壇以外的科學家。除了少數曇花一現外，大部分後來都作爲現代文化史的要人載入史冊。所以，單單是瀏覽一下這份名單--到底是何緣故，使得形形色色的人物都跟魯迅鬧出糾紛？
其中，魯迅的性格，是人們議論最多的一點，這當然也是受到了當事人的暗示。那個曾對魯迅恭執弟子禮後來卻攻擊最力的高長虹，在《走到出版社》一文裏，以新炙者口吻，突出地從爲人方面指責魯迅難以相與，如“虛榮”、“只知道有他自己”、“爲一多疑之人”等等，乃至有“劣跡多端，倘一發表，便即身敗名裂”（見魯迅《搗鬼心傳》）的聳人聽聞之言。固然，像高長虹這樣始而把人捧作“思想界先驅”，未卻一翻臉“迭加嘲罵”的人，本身人品便極可疑，因而實在很難令人相信他對別人人品的評論。然而就魯迅的性格發同種論調的，遠不止一個高長虹。阿英於《“朦朧”以後-三論魯迅》中稱，“他倔強，知錯而不認錯。他的人生也是‘唯我史觀’，自己永沒有錯誤，‘反我者就是反革命’”。潘梓年的《談現在的中國的文學界》說魯迅“氣量太窄了”、“尖酸刻薄”。施蟄存也借談論伏爾泰指斥魯迅存心不“寬厚”，氣量不“大”。沈從文將魯迅概括爲“睚眥之怨必報，多疑而無力向前”。1936年，在兩個口號的論爭中，已跟魯迅“鬧翻”的徐懋庸負氣寫道：“我記得魯迅先生在《白莽遺詩序》裏說到，白莽這青年倘不早死，魯迅先生會不會終於跟他鬧翻呢，這連先生自己也說不定，這話分明地說明着魯迅先生的性格。”又自稱他給魯迅的`那封著名的信爲“忠言逆耳”，來暗示魯迅的剛愎。其時，與魯迅緣慳一面但打過筆仗，此刻卻試圖在一邊調和雙方矛盾的郭沫若，也拐彎抹角地說，過去他“對於先生便每每妄生揣測，就如這次的糾紛吧，我在未讀到那篇萬言書（指魯迅《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實在沒有摩觸到先生的真意，讀了之後才明白先生實在是一位寬懷大量的人，是‘決不日夜記着個人的恩怨’的。”郭氏雖諉己爲“妄生揣測”，其實卻透露出當時文壇流行着關於魯迅性格的一種口碑，那自然是在“寬懷大量”的反面。
我們後來人是斷然弄不清真相的，不過，彼時彼地，那麼多箇中人都對魯迅的性情有所挑剔，大約不會全是捕風捉影，這一點，倒不必特意地“爲尊者諱”。不過無論如何這隻能是極表淺的原因。天底下脾氣怪異者甚多，但大家獨獨挑中了魯迅開火，則於情理不通。其實，內在的必然的原因，還是源於魯迅的思想特質。
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文化，乃是處於十字路口的大變動大轉折的文化，就像歷史上任何這種時刻一樣，它也會將自己的全部重大矛盾與主題凝聚在某一個特殊人物身上，例如，近代法國之有盧梭、德國之歌德、俄國之有托爾斯泰，或中國春秋時代之有孔子--對五四前後的現代中國而言，這個人物便是魯迅。除卻他，我們並沒有發現第二個人具有如此豐富完整的代表性，以致國粹派目之爲“賣國賊”，革命派卻將他劃歸“封建餘孽”，“資產階級”文人以爲他是領“盧布”津貼者，“無產階級” 文藝戰士們卻嫌他躲在“象牙塔”裏不出來等等。確切地說，他是個哪一派都不感到滿意的人，他的某一反對派不滿意於他的地方，恰恰又爲相對立的反對派否認，比方說新黨以爲他保守甚至在精神上應該被宣佈已經死去，舊黨對此卻萬難苟同而竭力將他描繪成數典忘祖的洪水猛獸般人物。而事實上，魯迅確實不像他們那樣涇渭分明地非新即舊，卻是近代中國文化多重矛盾的統一體，是罕見地跨越了傳統文化、啓蒙主義、民主派直至最新的思潮的獨一無二的人物。正因爲這樣，中國現代文化的聚光燈便自然而然地在他身上形成一個焦點，招致那麼紛雜的持着各式觀點的人們與之辯詰、衝突和碰撞。這一點，實在和春秋戰國時孔子其人其說極爲相似，那時，墨、莊、孟、荀、韓各家，無論其對孔子尊貶吸拒，都不得不將他視爲主要的思想對象或對手，要麼揣摸他，要麼與他“過招”。這樣的戲劇性情景，歷史在其每一緊要的關頭，總會上演一次，就五四前後的中國而言，這一幕是落在了魯迅身上，其表面上也許如《恩怨錄》編者所言，摻雜着私人之間的某種“恩怨”，但在內裏上，其實無所謂“恩怨”，卻是一個時代在文化上的裂變和重構所必然導致的精神價值的衝突過程，只不過採取了較爲戲劇化的方式表現出來而已。
倘使我們能早一些理性地看待魯迅及其論敵間的論爭，則不單好些個人悲劇可以避免，整個文壇也不至於長時間埋陷在恩恩怨怨的舊帳裏。文化的論爭，原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事，就其根本說，對歷史也完全是積極的，如果有一種理性的認識，無論如何不該衍生宗派傾軋、人身迫害的流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