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若丁
南方網訊 “ 那天早上上學，我去得很晚，…… ”這是都德《最後一課》的開頭兩句。幾十年來，這兩句話常常不期然地在我腦際閃現，特別是聽過姚錫娟的朗誦，這兩句話以至於整篇《最後一課》就象金子澆鑄一般，在我腦際熠熠閃射成一片純淨的輝煌。
作品是作家和讀者共同創造的。都德提供了一個聯想域，姚錫娟通過自己的聯想及再創造，把《最後一課》塑造成一個語言藝術的精品。我最早 “結識”的外國作家就是法國人都德。抗戰時期山區小學的課本沒有一定的來源，老師只好採取“戰時措施”，抓到什麼講什麼，往往要靠油印或手 抄。那時候憂慮的是如何找到一本書，不象如今憂慮的是如何減輕書包的重量。我念小學四年級的時候，老師幾經奮鬥，從洛陽城弄到一批初級中學第三冊國文課本，於是這個山區小學出現了一個奇觀--四、五、六年級一律用這個初中課本，早上從幾個教室傳出同一的讀書聲。不管這種教學法如何悖於常規，拿到新課本的小學生仍然個個高興，因爲這是少見的正規課本嘛。
都德的《最後一課》是這冊課本里最長的一篇課文，因此一開始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當年30歲的都德應徵入伍。這場戰爭是以法國戰敗求和，割讓阿爾薩斯和洛林而告終，都德深深地感受到戰敗的屈辱和痛苦。1873年，都德發表短篇小說《最後一課》。小說通過小學生弗朗士最後一次聽韓爾老師用法語講課時的感受，抒發出沉痛的愛國之情和亡國之恨，爲近世愛國主義名篇。中國小學生在抗日戰爭中讀這篇課文，是很容易引起共鳴的。當時日本軍隊步步進逼中原，壞消息不斷傳來，不久，我的家鄉也變成“阿爾薩斯”了。我在跟隨家人逃難的路上，常常想起講授《最後一課》時聲淚俱下的老師，想起我的外國大朋友都德和小朋友弗郎士。我隨身帶的小包袱裏有幾本書，其中就有這冊課本。
後來，我讀了都德的長篇小說《小東西》等不少作品，我認爲由於抗日戰爭那段緣分，我是理解都德的。但有一次我卻發現，一位名叫姚錫娟的演員比我更理解都德的作品。甚至我懷疑她那理解可能比作者本人更細膩。
1982年春,花城出版社曾經主辦過兩次詩歌朗誦演唱會，一次是 “花城詩歌朗誦演唱會”、一次是“外國文學作品朗誦會”。姚錫娟在前一次朗誦會上朗誦了日本電影片段《草帽》。在後一次朗誦會上朗誦了《最後一課》。雖然大家知道她有深厚的語言功力和高超的藝術技巧，但還是爲她選擇《最後一課》而擔心。朗誦藝術是一種非常凝練的語言藝術，《最後一課》需朗誦十幾分鍾，觀衆能不能耐心接受，是大家所擔心的。就我個人來說，我很希望聽聽姚錫娟朗誦這篇在我心頭回響多年的課文，以期得到一種新的藝術體驗。
友誼劇場座無虛席，當報幕員報出姚錫娟朗誦〈最後一課〉時，樓上樓下泛起一陣小小騷動。
“那天早上上學，我去得很晚．．．．．．”姚錫娟開始朗誦了。劇場倏地平靜下來，象一泓深深的湖水。一隻聲音的飛燕，在湖上剪波穿浪，敲擊着人們的心湖。
我的心被那童稚的聲調，喚到遙遠的`過去，我跟着上學遲到的小弗郎士聽到畫眉鳥的歌唱，看到普魯士士兵的操練；我看到韓麥爾先生踱來踱去，胳臂底下夾着那怕人的戒尺：“我只好推開門，當着大家的面走進靜悄悄的教室。”
韓麥爾先生溫和地對我說：“快坐好，小弗朗士，我們就要開始上課，不等你了。”“我的孩子們，這是我最後一次給你們上課了，柏林已經來了命令，阿爾薩斯和洛林的學校只許教德語了。新老師明天就到，今天是你們最後一堂法語課，我希望你們多多用心學習。”
我不禁淚流滿面，我的最後一堂法語課啊！我聽到屋頂上的鴿子咕咕咕咕地低叫，我恨恨地說：“他們不會強迫這些鴿子也用德國話唱歌吧！”劇場靜極了，偶爾有幾聲抽泣。
姚錫娟用聲音塑造了一個小弗郎士，也塑造了我和千餘個觀衆，令我們同小弗郎士一起在上那最後一課，在經歷一次心靈的煉獄。不知道時間是怎樣流逝的．．．．．．
＂散學了--你們回去吧．＂姚錫娟緩緩垂下雙手，擡起頭，閃着淚光的雙眸溫柔地望向臺下，一千多觀衆還在凝神諦聽，仍沉浸在朗誦造成的境界裏，稍傾，突然醒悟似地，發出經久不息的掌聲。發自內心的沒有一絲虛飾的掌聲。
作家賀青同我坐在一起。他不住感嘆道：“太好了，朗誦得太好了! 十多分鐘場子裏沒有一個人走動，沒有一個人咳嗽，大家都被感動了。”
“這就是藝術的力量。”我說
“ 是的，這是真正的藝術。”賀青點着頭，“羣衆需要這種高層次的藝術。”
我同賀青隨着人流走出劇場，西天的晚霞正在外面等候，春風吹來，霞光被吹得通明，把我們的臉烤得熱烘烘的。
“姚錫娟把《最後一課》每句每字都咀嚼透了。”賀青說
“好象她比都德還要理解《最後一課》。”我說
作爲作家，我與賀青都承認，有時別人比自己更理解自己的作品。
最近，在姚錫娟藝術語言欣賞會上，姚錫娟又朗誦了《最後一課》，我再一次被她的朗誦藝術所征服。我想，如果都德還活着，他一定會去聽姚錫娟的朗誦，他一定會象爺爺一樣，握着姚錫娟的手道一聲謝謝。
都德會送姚錫娟一支法國玫瑰，爲了她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