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公共言述時代

任劍濤(思想境界) 

    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公共論叢》已有三期了。三期各以一個主

題作爲論述的中心,其中所收的論文則廣及社會政治生活的各個領域。

就文章本身的質量而言,其中不乏可觀之作。可以說,它已爲我們展

示了一個新的學術景觀。

    這一新的學術景觀,在構成上有三個支點:首先它提供了新的社

會政治生活觀察視角,可以幫助我們認識目前所處的“變化社會”,

正面遭遇到什麼樣的社會政治問題。我們所處的“變化社會”之“變

化”,從大的主題來講,是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的工業社會轉變,

是僞計劃經濟(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論,缺乏高度發達的經濟基

礎,是不可能有真實的計劃經濟的。)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這種變化,

已經使得我們習以爲常的問題意識被顛覆了。一個市場社會,人們所

要面對的首要問題,是效率與公平的關係問題。這與僅以均平式的公

平要求來限制人們追逐利潤的行爲、僅以主觀先行的硬性計劃來約束

人們的利益最大化願望一類“問題意識”是大不相同的。《公共論叢

》在政治與經濟相互關聯的角度,以三個主題爲我們闡釋了“新問題”。

“市場邏輯與國家觀念”的清理,致力打破“國家的神話”與“市場

烏托邦”,使個人自由與公共規則相對均衡。“市場社會與公共秩序”

的分析,致力分辨市場、社會、國家的差異,使市場秩序的政治架構、

法治狀態大致凸現。“經濟民主與經濟自由”的梳理,致力劃分經濟

活動的自由成長與民主性質,以對其“相剋亦相生”關係的說明,使

人們瞭解現代社會自由與民主的對應性關係。三期的三個主題,使我

們清晰地瞭解到當代中國人所應直面的問題究竟是什麼。

    與之相關,當變化社會把政治與經濟問題突兀地放到我們面前時,

不惟我們的問題意識出現紊亂,我們的政治思想資源亦不敷運用。《

公共論叢》在這方面,以其對於古今中外政治思想的介紹與評論,提

供了大量有用的政治思考視點。這既使我們得以走出對政治問題簡單

化對待的困境,明瞭政治思考的複雜性、高超性、學理性,以及古今

政治處境與中外政治遭遇的細微區別。也使我們可以在理性的指引下,

去了解以往我們未曾明瞭便已拒斥的現代政治理念、現代政治的制度

運作、現代政治社會的合規範行爲方式。由此,我們可以熟悉自由、

民主、平等、博愛、正義一類政治觀念的準確義涵,瞭解國家、社會、

法治、法制、集權、極權一類政治制度安排,把握參與、投票、制憲、

分化、整合、制權一類政治行動方式。這於我們這個政治思維發達,

卻習慣以倫理觀念代替政治思考,以致以道德理想主義取消政治權力

分割和權力相互限制的.古老民族而言,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

《公共論叢》以其對中國傳統政治資源的“同情性”挖掘,使得我們

可以在儒家心性之學以外,看到另有源流的儒家政治致思成就。從而

把心性儒學與政治儒學作出適當的劃分,以便更準確地理解儒家思想

的政治蘊涵。並使其具有的現代性意義凸現出來,而可以在與當代中

國實際需要和西方思想衝擊的磨合中實現“創造性轉化”。

    《公共論叢》得以營造新的學術景觀,當然依賴它的問題定位與

學理爬梳。但是,它的現實關懷是其學術清理產生社會反響的基本前

提。《公共論叢》的出臺時機,以及編者的編刊宗旨自陳,均表明了

這一點。從時機上來說,目前中國已走過了近二十年的改革開放歷程,

單從經濟一個方面下手改革而可以獲得超乎意料的經濟績效已成歷史。

經濟改革的重大事項,諸如產權改革、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都與政

治改革緊密聯繫在一起。社會問題之間的聯動關係日益爲人們所感知。

《公共論叢》可謂適時而出。從編者的自我剖白來看,編者強調,他

們所作的是在“轉俗成真”希求之外的“回真向俗”工作。其志趣在

於“扭轉只重形而上學而忽略社會倫理的傾向”。這裏所重的“社會

倫理”應該是一個故意模糊了義涵的指代性概念。粗究其所指,應包

括以社會政治爲中心內容的政經倫理等制度規範。這恰恰是古代中國

所缺當代中國所急的“大問題”。《公共論叢》可謂應運而生。

    《公共論叢》以其三方面的內蘊,理應受到重視。而其所代表的

中國人社會政治言述方式的變化,則更值得強調。《公共論叢》以

“公共”來命名論叢,顯然表明了一種與“私人”言論相區別的言述

取向。可以說,古典中國的主要言述方式是私人言述。這種言述的最

大特點是,言述者表達的是個人意向,追求的是個人境界的提升,由

此發生的是私人事件,可以期望的最佳結果是有限的個人人格魅力,

其功能是造就封閉狀態下的自閉式自我完善者,歷史影響是推動形成

一個非制度化的倫理中心主義社會。現代社會作爲一個開放性的社會,

對於政經倫理的公共秩序要求很高,傳統的私人言述難以解決現代的

公共要求。社會推動言述方式由私人化向公共化的邁進。惟有如此,

纔可望避免以私人方式解決公共問題的悖謬。並劃分出國家與社會、

私人與共同體、個人善良與公共秩序、道德與法律的有效界限,使社

會制度足以協調人們生活中必然需要處理的人己、義利關係,走出傳

統社會發展困境,走進秩序較爲優良的現代社會。就此而言,《公共

論叢》的意義更無須贅言了:向公共言述時代的邁進已象徵性地展示

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