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無需模式
筆者曾經組織學生觀看話劇《劉胡蘭》。當劉胡蘭大義凜然走向敵人的鍘刀時，教師們不禁爲之動容流下了熱淚，但令人吃驚的是，周圍的學生不但沒有反應，還有人竟哧哧地笑了起來。究竟該怎麼看待這種現象?是學生缺乏道德正義感，還是故事的情節年代久遠，孩子們難於理解?如果說他們不愛國，又怎麼解釋每週一次的升旗，他們的神情專注和動情?他們當中的一位同學雖因骨折住院，但週一升旗時，還堅持拄拐參加；他們對在各種世界大賽中爲祖國奪取金牌的體育健兒而歡呼雀躍，也爲中國申辦奧運會的失敗而懊惱；他們可以守候在電視機旁爲中國火箭騰空升起而歡呼，也爲社會上的腐敗風氣而罵罵咧咧；他們關心着三峽的建設，他們更關注着中國的入世談判……結論只有一個：不是學生不愛國，而是我們的愛國主義教育步入了僵化的固定模式。在某些教育工作者眼中似乎只有吉鴻昌從容就義、黃繼光堵槍眼等半個多世紀前的英雄人物才和愛國沾邊，而眼前的改革開放、經濟繁榮等種種變化都與愛國沒關係。這種僵化的教育怎麼能與生活在現代的學生產生心靈共鳴呢?所以，我們的德育工作者必須從僵化的思維定式中走出來，探索愛國主義教育的新內容和新形式。
“逆反”並不可怕
有些學生，教師越是禁止的，他越要去做。教師表揚的，他會諷刺打擊一番；教師批評的，他又非去試一試不可。對這種逆反行爲，一般教師都很反感，往往採取壓而再壓的手段，結果只能使學生在更大的範圍、更大的力度上繼續逆反。其實，冷靜分析，“逆反”也不見得那麼可怕。且不說“逆反”心理是中學生心理髮育的特殊階段，是成長中的問題，單說這“逆反”行爲中，其實也包合着積極向上的因素。傳統的德育觀念，要求學生老實聽話、安分守己。這種教育消磨了人的思想棱角和鋒芒，使他們變成了“小綿羊”或“馴服工具”。而現代社會則要求我們開拓進取，敢於創新。在這個意義上說，“逆反”心理中蘊含着獨立、主體意識的覺醒，蘊合着求異、創新，崇尚自我、表現自我，民主、平等的時代精神。關鍵就看我們教師是不是善於引導、發掘“逆反”心理中的閃光點，並將其引導到健康的軌道上來。
雷鋒精神的“逆否命題”
談到雷鋒精神，人們往往將其與無償服務、無私奉獻的行爲聯繫起來。由數學規律“逆否命題與原命題”的`等價性，我們不難得出這樣一個命題：不具有無償服務、無私奉獻的行爲，就是不具有雷鋒精神的人。但是，在現實社會中，這個逆否命題的正確性卻令人費解。在校內，筆者常發現這樣的現象：有些同學把玩過的玩具或計算器轉賣給同學，而且侃價的水平不亞於小商販；然而也正是他們，在爲希望工程獻愛心的活動中，可以毫不猶豫地捐出自己的所有積蓄。在放學的路上，我時常發現一些中學生的書包後面寫着“帶路”兩個字，他們利用放學時間爲外地車帶路而收取5元-10元的帶路費；然而正是這些“小商人”也經常護送殘疾人過馬路或是揀起大街上的果皮扔進垃圾筒……我們該怎樣評價這種行爲?在這裏，筆者無意探討數學規律，而只是想探求如何理解商品經濟條件下的雷鋒精神。60年代的學生看完電影《雷鋒》以後，人人激動得熱淚盈眶，學校裏隨之出現大量的無名英雄。這隻能說明當時的社會價值判斷是一致的、隨大流的，共性壓倒了個性。這種特點實際上隱伏了後來一代人的價值觀危機，其結果是把雷鋒精神架空了。應該說，當代青年的求生存意識、自我保護意識、商品經濟意識等，不但與雷鋒精神不相矛盾，而且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雷鋒精神的充實和新發展。在跨世紀的今天，我們更該繼承雷鋒精神這一民族精神的瑰寶。
總之，面對多元化的政治、經濟、文化、道德的社會局面，我們德育工作者應該多用發散性思維認識問題，儘快改革德育的內容、渠道、形式、評價標準等，以引導學生適應社會，完善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