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師報 2003-03-03 秦志強 陳明華
傾聽是一項技巧，是一種修養，甚至是一門藝術。學會傾聽應該成爲廣大教育工作者的一種責任，一種追求，一種職業自覺。
《聽的藝術》一文講述了這樣一件事：美國知名主持人林克萊特去訪問一位小朋友，問他：“你長大後想當什麼呀？”小朋友天真地回答：“嗯，我要當飛機駕駛員！”林克萊特接着問：“如果有一天，你的飛機飛到太平洋上空，所有引擎都熄火了，你會怎麼辦？”小朋友想了想：“我先告訴飛機上的人綁好安全帶，然後我係上降落傘，先跳下去。”當現場的觀衆笑得東倒西歪時，林克萊特繼續注視着這孩子。沒想到，接着，孩子的兩行熱淚奪眶而出，這才使得林克萊特發覺這孩子的悲憫之情遠非筆墨所能形容。於是林克萊特問他：“爲什麼要這麼做？”他的回答透露出一個孩子真摯的想法：“我要去拿燃料，我還要回來！我還要回來！”
主持人林克萊特與衆不同之處，在於他能夠讓孩子把話說完，並且在“現場的觀衆笑得東倒西歪時”仍保持着傾聽者應該具有的一份親切，一份平和，一份耐心，這讓林克萊特聽到這名小朋友最善良、最純真、最清澈的心語。我們一些爲人師者對待孩子的述說，卻往往缺少出於真誠關注的親切平和以及聽完的耐心，往往喜歡過早地作出結論。
劉海粟先生在《早期的生涯》中回憶了他的一段經歷：兒時讀《論語》，曾向老師“獻”上一疑：“‘曲肱而枕之’和‘肉割不正不食’兩句話，不像孔子一個人說的，前面要求隨隨便便，後面要求規規矩矩，不是前言不對後語嗎？”老師一聽，勃然大怒，一邊大聲呵斥“不要亂問”，一邊揮動戒尺以示威脅。當然，在今天的學校裏，我相信，揮動戒尺“封殺”言說的人差不多已經絕跡了，但我同時也相信，無論在課堂還是課外，習慣於滔滔不絕地說，而不習慣於安安靜靜地聽，習慣於嚴詞正色地訓導，而不習慣於自由平等地去和學生交流的.人，在教師隊伍中大概絕不是個別。
在教育過程中，教師的說與聽是同等重要的，從某種意義上說，聽有時比說更重要。可是，我們一些老師往往從踏上講臺那天起就一直扮演着告訴者，甚至是訓示者的角色。漸漸地，我們的心態也隨之發生着一些微妙的變化，我們的潛意識裏就把自己當成了領導者、管理者、監督者、評判者，我們根本就沒有意識到把自己當成學生的朋友。
有人在中小學生中做過一次調查，當問及“你們心裏如果有了最高興、最煩惱、最祕密的事，那麼你最願意告訴誰”時，有７６％的學生選擇了同學朋友，有１７％的同學選擇了父母長輩，只有７％的同學選擇了教師。根據這項調查結果，不管我們是否有勇氣承認，事實上絕大多數學生已把老師排斥在傾訴者之外，他們早已不太願意或不習慣於向老師袒露內心深處的喜怒哀樂了。學生之所以不願意、不習慣向老師傾訴，也許正是緣於我們的老師不願意或不習慣傾聽。在與學生內心世界有着那麼多隔膜的情況下，很難想像我們的工作能做得準確、深入、有效。
教育是雕塑心靈的藝術，“如果教育者希望從一切方面去教育人，那麼就必須從一切方面去了解人。”從這個意義上說，真正的教育必然是從心與心的對話開始的，而心與心的對話又是從真誠的傾聽開始的，不會做一個真誠的傾聽者，那麼你也就絕對不會成爲一個合格的教育者。要知道，教育的過程就是教育者與被教育者相互傾聽、相互應答的過程。日本有句諺語：“能幹的領導，就是喜歡聽人講話的強人。”傾聽是理解、是尊重、是接納、是期待、是分擔痛苦、是共享快樂，它的意義遠不是僅僅給了孩子一個表達的機會，它或許帶來的是早已失落的人格自尊，點燃的或許是行將熄滅的思維火把，鑄就的或許是塵封已久的信念追求。
現實中，我們的一些老師不是說得少了，而是說得太多了，不是聽得多了，而是聽得太少了。教師的言語充斥了整個課堂，甚至充斥了師生交往所有空間。難怪學生把一些教師“當成驚嚇鳥的稻草人”，見了就害怕。而一個具有傾聽意識和習慣的老師是不會成爲一個叫學生“望而生畏”的稻草人，他一定會給孩子留足表達的時間，一定會帶着朋友般地熱忱與親切來聆聽學生的傾訴；一個具有傾聽意識和習慣的老師也一定善於觸摸到孩子情緒的溫度，一定善於聽出弦外之音、言外之意，一定能發現謬誤中蘊涵的新奇，瑣屑中寄予的真切，荒誕中包含的合理；一個具有傾聽意識的老師一定會聽到孩子思想抽穗、情感裂變、知識拔節的聲音。真正的傾聽是心與心默默地靠近，是情與情悄悄地對流。如果我們做到這一步，那麼我們的教育實際上也就成功了一半。
一名教育者如果只長一張告之別人的嘴，而缺少一副傾聽的耳朵，那麼他所進行的教育必定是殘缺的教育，低效的教育，談多少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都將是多餘的。教育應從傾聽開始！
（作者單位系江蘇省通州高級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