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張愛玲的《金鎖記》寫於1943年，小說描寫了一個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女子曹七巧的心靈變遷歷程。下文是簡介資料，歡迎大家閱讀了解。
簡介
《金鎖記》寫於1943年，刊《雜誌》第12卷第2至3期，收入1944年上海雜誌社出版的《傳奇》。小說寫了一個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女子曹七巧的心靈變遷歷程。她做過殘疾人的妻子，欲愛而不能愛，幾乎像瘋子一樣在姜家過了30年。在財欲與情慾的壓迫下，她的性格終於被扭曲，行爲變得乖戾，不但破壞兒子的婚姻，致使兒媳被折磨而死，還拆散女兒的愛情。“30年來她戴着黃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殺了幾個人，沒死的也送了半條命。”由於其故事經典，曾被改編成戲曲、話劇、電視劇等廣爲流傳。
《金鎖記》寫於1943年，小說描寫了一個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女子曹七巧的心靈變遷歷程。七巧做過殘疾人的妻子，欲愛而不能愛，幾乎像瘋子一樣在姜家過了30年。在財欲與情慾的壓迫下，她的性格終於被扭曲，行爲變得乖戾，不但破壞兒子的婚姻，致使兒媳被折磨而死，還拆散女兒的愛情。“30年來她戴着黃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殺了幾個人，沒死的也送了半條命。”
張愛玲在本書中在空前深刻的程度上表現了現代社會兩性心理的基本意蘊。她在她那創作的年代並無任何前衛的思想，然而卻令人震驚地拉開了兩性世界溫情脈脈的面紗。主人公曾被作者稱爲她小說世界中惟一的“英雄”，她擁有着“一個瘋子的審慎和機智”，爲了報復曾經傷害過她的社會，她用最爲病態的方式，“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嚨四面割着人像剃刀片”，隨心所欲地施展着淫威。
作者將現代中國心理分析小說推向了極致，細微地鏤刻着人物變態的心理，那利刃一般毒辣的話語產生了令人驚心動魄的藝術效果。《金鎖記》在敘述體貌上還借鑑了民族舊小說的經驗，明顯反映了類似《紅樓夢》之類的小說手法已被作者用來表現她所要表現的華洋雜處的現代都市生活。
悲劇性
一個人的世界隨着生命的謝幕而結束，可是現實的生活仍在繼續，月亮照樣升起，照耀着死亡再也無法感知的一切。從此，月亮在張愛玲的藝術世界中不斷出現，君臨其中芸芸衆生。今天我們打開《張愛玲文集》，驚喜於其中竟流淌着一條動人的月亮河。縱觀文集，月亮這一意象發展的頂峯當推《金鎖記》。這篇小說裏，月亮統領全部的其餘意象，顯示了故事的悲劇性和悲劇的深刻性。
七巧，這個與月亮有關的人在故事的一開始就註定了是一出悲劇，她嫁到了富貴人家，可是處處因自己的.出身受到歧視;她結婚五年了，有了一對弱小的兒女，可是從未享受過婚姻的幸福;她自以爲是地愛上了丈夫的弟弟--三少爺姜季澤，可是平日走馬章臺的三少爺對她卻嚴叔嫂之防。張愛玲的小說裏全是些不徹底的人物，只“除了《金鎖記》裏的曹七巧”(《自己的文章》，張愛玲)。人活着，必須有各種慾望的支撐，對七巧而言，所有的慾望都不如金錢重要，確切地說她只有惟一的金錢欲。愛情和金錢相比，是可以捨棄不要的，人生的其餘內容也是如此。當所有的慾望都遭到了破產，只剩下黃金的枷鎖時，七巧就成了一出徹底的悲劇。
10年之後，七巧的丈夫和婆婆都死了。苦難熬出了頭，她分到了家產，搬出姜府自立門戶。過去冷淡七巧的姜季澤現在上門來向她傾訴愛情，精明的七巧在心旌搖盪之餘發現所謂的愛情是假的，大怒之餘把季澤趕出了家門。愛情的幻影消失了，淌着眼淚的七巧奔到窗前：“玻璃窗的上角隱隱約約反映出弄堂裏一個巡警的縮小的影子，晃着膀子踱過去。一輛黃包車靜靜地在巡警身上輾過。小孩把袍子掖在褲腰裏，一路踢着球，奔出玻璃的緣。綠色的郵差騎着自行車，複印在巡警身上，一溜煙掠過。都是些鬼，多年前的鬼，多年後的沒投胎的鬼……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
一出徹底的悲劇造就了一個徹底瘋狂的人。七巧戳穿季澤的感情騙局時，她還有強烈的情感，她還能大怒。下半部中的七巧完全成了一個瘋子，她壓抑自己正當的情感，最終喪失人的情感變成了非人。七巧戴着黃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殺了幾個人，沒死的也送了半條命。歲月從她可以直推到腋下的手鐲裏徐徐地溜走了，她的生命早已是一個徒具形式的空殼。一個出身寒微的女子，違背己願地投身到上流社會的禮儀與罪惡中去，最後卻成爲上流社會最腐化的典型人物。七巧是一出悲劇，她又一手導演了幾起悲劇，這形成了主題級的反諷。七巧的死解放了被她控制、被她奴役的兒女，而死去的芝壽和絹兒只能永遠地死去了，長安和長白也已給她折磨得不像人，並且失去了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七巧死了，長安和長白獲得了新生，30年前的故事似乎結束了。敘事者又回到了說書人的位置上，將讀者從故事的時空帶回現實的時空：“30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30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30年前的故事還沒完——完不了。”
月亮的意象在小說的結尾重又出現，有始有終，成爲貫穿全篇的主題意象，強調了悲劇的深刻性和一貫性、徹底性。小說情節的關鍵時刻、人物命運的重要關頭，月亮的意象都會出現，與人物同喜同悲，這絕非是作者的無意之筆，而是她的刻意營造。《金鎖記》“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中國現代小說史》)，也是從古以來最深刻的一出悲劇。悲劇是人的悲劇，尤其是女人的悲劇。
悲劇的延續性貫穿小說的全篇，並且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暗示。七巧、長安、芝壽都是悲劇，各自的悲劇有其來龍去脈，劇情不盡相同，悲哀和怨憤都是一樣的，而悲劇又是延續不止的。女性的悲劇，人生的悲劇，從若干個30年前排演到若干個30年後。張愛玲的世界誕生在半個世紀前，可是百年千年後，推開我們最新文明的窗子，張愛玲的月亮仍將照耀着我們。
話劇/《金鎖記》
海上文藝界的兩位傳奇女性———王安憶、黃蜀芹聯手打造大型話劇《金鎖記》
王安憶式詩意”乍現
“舞臺是三維的，我蠻喜歡那種在空間裏的活動狀態。”王安議曾經這樣形容自己心目中的戲劇。在《金鎖記》中，她第一次也是全身心表達了自己的戲劇領悟與理念。
故事的最後，在全劇看似沒有希望的時候，王安憶在曹七巧的房間外，安排了一陣陣朗朗的讀書聲———以“孩子”這一新力量、新生命的象徵，打破劇中沉悶、晦暗的現實生活。話劇中心有關人士告訴記者，結尾處的這浪漫一筆，讓人想起了《日出》最後“陳白露”死去時，窗外響起的熱火朝天的工地打樁聲……作者在表達對社會時代批判的同時，也把希望留給了讀者。
像這樣充滿詩意的細節，在整出話劇中無處不在。王安憶曾經表示，之所以選擇《金鎖記》，是因爲這是張愛玲寫得最好的一部小說，作品很世俗，有許多讓她喜歡的細節，讓她有衝動加進許多自己的東西。因此，如果說張愛玲的原著是一個現實世俗的“底”，那麼，王安憶的劇本則在這底色之上加入了空靈與溫柔，處處流露出作家本人文字風格的細膩。
再出一個“上海製造”
話劇中心負責人認爲，不管是張愛玲，還是王安憶，她們筆下對“人性”的描摹，都成爲今天話劇《金鎖記》中最出彩的部分，也是“上海戲”之所以能夠一直引人入勝的原因：“無論是小說還是戲劇，歸根到底都是‘人學’。而上海人‘做人’的學問，則一向很有嚼頭。上海弄堂裏的男男女女，在劇中竟能如此栩栩如生。讓人不得不說，一個故事把人寫活了，生活就給寫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