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學語文教材中魯迅筆下所涉及的人物，包括阿Q、孔乙己、祥林嫂、夏四奶奶、九斤老太、閏土、壽鏡吾、長媽媽、範愛農、無常等。在這些人物中有很多人的命運是悲劇性的，如阿Q、孔乙己、祥林嫂、夏四奶奶等，其用意何在？魯迅筆下的祥林嫂是舊中國農村婦女的典型，也是不幸的化身，她雖然勤勞、善良、質樸，但悲慘的命運一次又一次的打擊她，生活在社會底層，與命運抗爭中非但沒有掌握自己的命運，而且被鎮上的人鄙視、愚弄和踐踏，最終在在魯鎮人熱鬧的過節氛圍中離開了人世。
魯迅筆下的阿Q，並不覺進監獄是什麼恥辱的事情，反倒覺得圈沒有畫圓是他“行狀”上的污點。於是“阿Q立志要畫得圓”，但最終至死也未能如願。魯迅筆下的夏四奶奶作爲革命者的母親，始終不明白兒子夏瑜的死。夏瑜就義後，夏四奶奶以爲其墳上的花環便是兒子的陰魂“顯靈”，並通過樹上的烏鴉得到驗證，而她的希望落空，烏鴉並沒有按照她的意圖飛上墳頭，而是向着遠處的天空，“箭也似的飛去了”。……中學語文教材中，魯迅筆下的很多人物的命運如上面的祥林嫂、阿Q和夏四奶奶被魯迅活生生地悲劇化——“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的最終“毀滅”而結束的，爲什麼？由於歷史原因中國人大多追求和諧圓滿，這種心理也深深影響了中國古代敘事文學，其敘述模式常常以“大團圓”收尾。無論是小說還是戲劇，故事的發展總會有一個美滿的“大團圓”結局。如果結局有悖於人們追求團圓的心理，則不惜以還魂和化身復活的形式達到這種效果。在語文教材中就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如《西廂記》中崔鶯鶯和張生的愛情受到老夫人的百般阻撓，但二人始終不離不棄，在歷盡千辛萬苦後，衝破重重阻力，結爲夫妻，收穫了圓滿結局。《孔雀東南飛》中男女主人公焦仲卿和劉蘭芝，生前被迫分離，不能在一起，死後“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竇娥冤》中的竇娥死後，三樁誓願一一實現等等。課外，我們學生熟悉的例子也不少，如《雷鋒塔》中的白娘子與許仙的佛圓，《梁山伯與祝英臺》中梁山伯與祝英臺死後化蝶雙飛，《牛郎織女》中牛郎與織女七月初七鵲橋相會等等。
按照中華民族所具有大團圓心理特點和中國古代敘事文學敘述往往以“大團圓作爲結局”的模式來解讀中學語文教材中魯迅的一些文章，他筆下的“阿Q大可以了卻心願——畫完圓，再上路，烏鴉也可以按照夏四奶奶所希望的那樣飛上墳頭，從而滿足人們追求圓滿的心理需要。阿Q和夏四奶奶是弱者的代表，應該受到人們同情。可魯迅卻突破傳統，一反常規，本是能夠輕易辦到事情，他卻硬生生地讓人痛苦——把美好的結局（阿Q再怎麼認真，畫不成圓；讓烏鴉飛走，不讓它停在夏瑜的墳上）毀滅給人看，讓人痛切，讓人醒悟，然後讓人振作起來。
在魯迅看來，圓滑是中國國民的特徵之一。中國小說、戲劇恰恰迎合了人們的這一心理特徵，因此大團圓也成爲了中國小說、戲劇的重要特徵。阿Q所希望畫出的圓圈，也不是普通的圓圈，而是中國文化的象徵符號。國民都希求圓滿，也就衍生出阿Q的精神勝利法。阿Q雖一再受到人們的羞辱，地位也一降再降，但他面對各種不幸，仍能在精神上自我安慰，達到心理上的圓滿、精神上的勝利，這也近乎誇張地體現出了國民渴望圓滿的心態。魯迅之所以將小說的'最後一章命題爲“大團圓”，是因爲當時的國民普遍存在的團圓心理，只能演繹出圓圈式的革命。當然，這並不是單純地重複小說或者戲曲的團圓結局，而是運用反語的手法，打破大團圓。當然，《藥》這篇文章也未嘗不可採用“大團圓”作爲結局，這樣既能夠滿足夏四奶奶的願望（雖然他對兒子爲革命犧牲的行爲並不理解，甚至充滿愚昧，但其作爲母親，對兒子的愛確實滿滿的，她作爲弱者總該受到同情），又可以滿足國民大團圓的心理，皆大歡喜，爲什麼魯迅卻沒有如此安排情節呢？首先，如果烏鴉飛上墳頭，夏四奶奶的願望是實現了，但也意味着魯迅肯定了以夏四奶奶爲代表的具有封建思想的愚昧羣衆，違背了魯迅的革命精神。因此，烏鴉不可能飛到夏瑜的墳頭，而且飛走得很堅決——“只見那烏鴉張開兩翅，一挫身，直向着遠處的天空，箭也似的飛去了”。
魯迅曾經說過：“滅亡於英雄的特別的悲劇者少，消磨於極平常的、或者簡直近乎沒有事情的悲劇卻多。”的確，阿Q、祥林嫂、夏四奶奶等人的悲劇使人“哀其不幸”，心生同情與憐憫，同時也讓人們不斷反思歷史和現實。通過探究中學語文教材中魯迅筆下人物的悲劇性人物，我們就會發現這些人物的設置與魯迅對戲劇的看法相契合（悲劇便是將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戲劇則是將無價值的東西撕破給人看），從中也得以窺見魯迅先生對於革命的堅定性和徹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