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長篇小說中文化意蘊

賈平凹是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壇的代表人物,他的長篇小說成就在其文學創作中尤爲突出。

賈平凹長篇小說中文化意蘊

賈平凹的長篇小說創作數量是很可觀的,通過對這些文本的細讀,可以發現賈平凹具有豐富的文化素材。在他的作品中,我們隨處可以看到一些奇特的意象和象徵,使得賈平凹的創作在很大程度超越了文本層面進入到文化意蘊的層面。好的作品不應該是單純的文本表現,還更應該存在着人文關懷。賈平凹的作品更多的是對傳統與現代,民族與世界的思考,研究賈平凹的小說中所包含的文化意蘊就顯得尤爲重要。賈平凹長篇小說中的文化意蘊,總體而言可以分爲兩個方面。

一、傳統文化的耳濡目染

在賈平凹作品中,傳統文學和文化的影響隨處可見,作者通過對傳統文化的不斷借鑑,融合自己的見解在小說中呈現,使小說具有了深層的文化意蘊。其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包括以下兩方面:

(一)受志怪志人小說的影響。

賈平凹在作品中多次記載了有關志怪志人的故事。在作品中,我們看到了農村中依舊還存留的神祕的`巫術和神話傳說,還在深遠地影響着生活在片土地上的人民。在《浮躁》中,老百姓對陰陽風水的講究,韓文舉卜卦觀天象的應驗,夢中土地神與和尚的談玄講空,陰陽師線裝書的神祕之語等神祕現象,《廢都》中莊之碟的老岳母,《土門》中的雲林爺,《秦腔》中的中星爹都是神神祕祕,能通天地陰陽之人,無不帶有神祕氣息。中國古代小說有一類志怪小說,指漢魏六朝時期以來帶有神怪色彩的小說,它們多數來源於巫和方士的奇談怪論,從《世說新語》到《聊齋志異》都是志怪小說的代表。賈平凹作品中的這些神祕現象是對志怪小說的一種延續。通過對這些奇異事件的描寫,使得賈平凹的作品在趣味性和神祕性上有了更多的發揮空間。

(二)受到中國古典主義作品影響

在創作《秦腔》時,作家創作風格漸趨成熟,創作技巧也得心應手。對古典主義作品如《紅樓夢》等的借鑑開始突顯。作者自己也承認了這點,作者說當他在接觸了《紅樓夢》以後發現寫的竟像是他家的故事。《秦腔》對《紅樓夢》借鑑,從精神意蘊上來看,都是傳統大家庭在社會變革中的消亡和對傳統文化失落中的困境做敘述。前者是對夏家在清風街地位的瓦解和秦腔文化的失落進行了思考,後者是對寧國府與榮國府的衰敗和封建文化做批判。從敘事手法來看,兩者在神祕敘事,象徵敘事和細節敘事都有相同之處。在神祕敘事上,前者中引生的與萬物感應幻化與後者中賈寶玉夢遊太虛幻境相似。在象徵敘事上,前者中用秦腔的衰落象徵着傳統文化在市場經濟大衆文化的衝擊下不斷消解,後者中紅樓一夢象徵的一切封建制度的繁華都在醒來之後將不可避免地走向滅亡,兩者從文本命名上都具有很強的想象徵性。在細節敘事上,兩者在描寫日常生活時更具有一致性。

二、外來文化的潛移默化

新時期以來,西方文學理論和文本的大量引進,馬爾克斯《百年孤獨》的成功使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對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產生了極強的認同。賈平凹也不另外,賈平凹對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有獨特的見解:魔幻現實主義是立足於拉美現實的基礎上的,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是屬於本民族的,把本民族的許多東西都包容了進去,儘管有些東西在許多人看來是荒誕的、迷信的、不真實的,是不適宜寫進小說的,卻正好可以表現本民族的生活、思想、觀念、情感。賈平凹對拉美文化的借鑑是與自身的文化相結合潛移默化發生的,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論述:

(一)對其民族性方面的吸收

民族性是一個民族的根本屬性,在作家與生俱來的民族身份標誌,對作家文學創作着深遠的影響。賈平凹借鑑了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民族性創作。賈平凹從中國傳統的儒釋道三家來對民族性進行闡釋,在《秦腔》中,夏天智以一個傳統儒文化的形象出現,在他身上,體現出的是儒文化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堅持。在《土門》中,成義在西藏盜取文物時在一尊石佛前被感化,體現的是佛教文化對人內心的一種安撫,並得到靈魂的昇華。《美穴地》中柳子言善於看風水幫姚家看墳地,姚家老爺子死後埋葬於此,姚家後來果然人丁興旺、家業發達,先人墓地風水直接關係後人命運,且屢次應驗,讀來讓人感覺神祕莫測,體現了本土宗教(道或巫)在商州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二)對其現代性方面的吸收。

賈平凹對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吸收還體現在對現代性的思考。《廢都》表現的是現代化中的都市知識分子的墮落;《白夜》則描寫了都市生活中各式各樣的任務和關係網和傳統道德的喪失;到了《土門》,則描寫了成義爲首的仁厚村在現代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中對傳統文化的堅守,並對城市化提出了深層的思考;在《高興》中,賈平凹將視角觸及到了城市拾荒者這一羣體,他們大都是農民,爲了擺脫貧困而不得不來到城市打工,卻發現自己永遠只能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毫無優勢的在城市謀求生存。該作品直指城市化中農民的生存現狀,對現代性就行不斷地反思,使作品思想內涵更加深刻。通過對西方拉美魔幻主義的現代性的吸收,使得賈平凹的作品具有了更多的文化內涵、意蘊和人文關懷,表現了他深厚的文化修養。

結語

賈平凹在近三十的創作過程中,其文本中的文化意蘊不斷地變化發展,他把自身所具有的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結合,以他特有的創作方式和不斷突破自我的精神來完成中國鄉土社會關於現代性轉型問題的質疑與憂慮。他在突破文學創作的同時也在不斷的突破自己,不斷地對民族、社會、時代進行着思考,從而使他的文本不斷具有了豐富完整的文化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