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賈平凹寫給母親的悼文，一個思念母親的兒子的心聲。以下是小編爲大家整理的賈平凹散文獻給母親，歡迎大家閱讀與借鑑！
賈平凹散文獻給母親（1）
人活着的時候，只是事情多，不計較白天和黑夜。人一旦死了日子就堆起來：算一算，再有二十天，我媽就三週年了。
三年裏，我一直有個奇怪的想法，就是覺得我媽沒有死，而且還覺得我媽自己也不以爲她就死了。常說人死如睡，可睡的人是知道要睡去，睡在了牀上，卻並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睡着的呀。
我媽跟我在西安生活了十四年，大病後醫生認定她的各個器官已在衰竭，我才送她回棣花老家維持治療。每日在老家掛上液體了，她也清楚每一瓶液體完了，兒女們會換上另一瓶液體的，所以便放心地閉了眼躺着。
到了第三天的晚上，她閉着的眼是再沒有睜開，但她肯定還是認爲她在掛液體了，沒有意識到從此再不醒來，因爲她躺下時還讓我妹把給她擦臉的毛巾洗一洗，梳子放在了枕邊，系在褲帶上的鑰匙沒有解，也沒有交代任何後事啊。
三年以前我每打噴嚏，總要說一句：這是誰想我呀？我媽愛說笑，就接茬說：誰想哩，媽想哩！這三年裏，我的噴嚏尤其多，往往錯過吃飯時間，熬夜太久，就要打噴嚏，噴嚏一打，便想到我媽了，認定是我媽還在牽掛我哩。
我媽在牽掛着我，她並不以爲她已經死了，我更是覺得我媽還在，尤其我一個人靜靜地待在家裏，這種感覺就十分強烈。我常在寫作時，突然能聽到我媽在叫我，叫得很真切，一聽到叫聲我便習慣地朝右邊扭過頭去。
從前我媽坐在右邊那個房間的牀頭上，我一伏案寫作，她就不再走動，也不出聲，卻要一眼一眼看着我，看得時間久了，她要叫我一聲，然後說：世上的字你能寫完嗎，出去轉轉麼。現在，每聽到我媽叫我，我就放下筆走進那個房間，心想我媽從棣花來西安了？
當然是房間裏什麼也沒有，卻要立上半天，自言自語我媽是來了又出門去街上，給我買我愛吃的青辣子和蘿蔔了。或許，她在逗我，故意藏到掛在牆上的她那張照片裏，我便給照片前的香爐裏上香，要說上一句：我不累。
整整三年了，我給別人寫過十多篇文章，卻始終沒給我媽寫過一個字，因爲所有的母親，兒女們都認爲是偉大又善良，我不願意重複這些詞語。我媽是一位普通的婦女，纏過腳，沒有文化，戶籍還在鄉下，但我媽對於我是那樣的重要。
已經很長時間了，雖然再不爲她的病而提心吊膽了，可我出遠門，再沒有人囉囉嗦嗦地叮嚀着這樣叮嚀着那樣，我有了好吃的好喝的，也不知道該送給誰去。
在西安的家裏，我媽住過的那個房間，我沒有動一件傢俱，一切擺設還原模原樣，而我再沒有看見過我媽的身影。我一次又一次難受着又給自己說，我媽沒有死，她是住回鄉下老家了。今年的夏天太溼太熱，每晚被溼熱醒來，恍惚裏還想着該給我媽的房間換個新空調了。待清醒過來，又寬慰着我媽在鄉下的新住處裏，應該是清涼的吧。
三週年的日子一天天臨近，鄉下的風俗是要辦一場儀式的，我準備着香燭花果，回一趟棣花了。但一回棣花，就要去墳上，現實告訴着我，媽是死了，我在地上，她在地下，陰陽兩隔，母子再也難以相見，頓時熱淚肆流，長聲哭泣啊。
賈平凹散文獻給母親（2）
人的身上了承載了文學的一切。這個道理雖已在經典作品中得到反覆驗證，但在我們今天的創作實踐中，卻依然是個嚴峻的問題，那些所謂優秀作品，看見的只是思想（包括爲了證明這個人的存在而羅列的一系列社會關係）的影子而不是血肉之軀，或者說，他們總想着如何深刻地表現這個時代，想站到更高的地方……那些無意中丟失的正是關於人的基本元素。
長期以來，文學負重太多，社會功能、審美作用被格式化，幾乎成了一種手段，而在今天這個充斥假話的社會，運用虛構的“真實性”去打動人，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艱難了，因爲我們難以確認自己的表達包含了多少真實性。
前不久去江蘇參加施耐庵文學獎頒獎典禮，曾經和閻連科簡單討論了這個問題。此前，我很贊同他的一個觀點。在一次作品研討會上，閻連科表示，讀了一批“80後”的作品，讓他很受打擊。“我發現他們可能是走了一條文學的捷徑，而我們走的卻是彎路。他們注重描寫人的內心、慾望、情感，離人更近一些；我們卻寫人物性格、社會，從外部看人。他們被解放了，我們依然被現實和歷史綁架着。”我覺得閻連科的反省，對當代作傢俱有重要意義。和西方作家、日本作家相比，中國作家在這方面的確有落差，某種程度上說甚至處在未啓蒙狀態，仍然在“彎路”行走，但走得志得意滿。
文學從人出發，即是從生活出發。於是，我聯想到自己的生活，過去我遇到不滿意的事情，一定要弄清楚，不行的'話，還要和人辯解。這實際上是遠離了我自己。最近，我才稍微明白了一些，因此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夠簡單、直接一些，在處理人際關係，觀察社會問題時，學會用心而非耳朵去“傾聽”，否則，將有陷入形而上泥潭的危險。比如遭朋友誤解的時候，我不再“非要搞清楚爲什麼”，真的不需要，因爲世界本來就是模糊的。他誤解你只是你的看法，而他有自己的視角，有自己的理由，你必須理解他；其次，也有可能，他的解釋還會導致你誤解他，這樣的話，你實際上就離他更遠了。人往往被慾望左右，沒有人能夠戰勝它，因此有時候需要宗教來拯救我們苦難的靈魂。懂得這些，人才有望擺脫失敗的命運。在某種意義上，社會性對人的束縛是無法徹底割斷的，這也是“瘋子”、“精神病患者”反覆進入文學作品的緣故，他們徹底割斷了與社會的關係，完全沉浸在自我的世界裏；但最好寫的，往往最難寫好。
文學再回到人，要有曠達之心，不計較，不囉嗦，而臻人生高遠之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