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前，我們一羣基本沒有知識的知識青年，湖鴨子一般涌到了湖鄉農場。
讀書的時候基本不讀書，學工學農，車間清鐵屑、田間插稻秧、河堤擔泥土……當然也沒怎麼苦力的幹活，無案牘之勞形，有泥土的芬芳，不時還有快樂的嬉笑。嬉笑着不大讀書的最大好處是全班沒有一個戴眼鏡的。
來到隊上的那個黃昏，卻看到了一位戴眼鏡的農夫。鏡片反射着血色殘陽的紅亮光暈，把他一張很男人氣的國字臉映襯得生機勃勃，這眼鏡的另類效應，再加上高高的個頭，使他在收工回來走在窄窄田埂上的一長溜男女勞力中透出一種鶴立雞羣的味道。
很快，我們弄清了他姓史，史什麼弄不清，也不必弄清，反正全隊老小都叫他史眼鏡。不幾天，我們跟他熟稔了。在他家裏打牙祭，聽他擺龍門陣，一盞煤油燈燈芯擰出老長一截，窗外悠悠盪過來的微風搖曳着還算明亮的燈光，不時打在他的眼鏡片上，一霎一霎地閃爍着有幾分莫測高深的光波。
毫無疑義，史眼鏡是一個農夫，一個有家有室有兒女的農夫。守候着一間”茅檐低小“、門前茵茵草的泥牆草頂房，一個婆娘兩個崽女，還有成天用來掙工分的廣袤田疇。乍一看家徒四壁，可吃飯、幹農活的傢什還是一應俱全。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牛犁耙、插秧割稻、脫粒揚場、手挖肩挑、開渠築堤無所不能無所不精。工分底分自然是拿足十分，農忙時雙倍完成定額每日賺20分工也不在話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可是個地地道道的農夫。
然而，從他的眼鏡、從他言談舉止間不經意流露出來的氣質，很難看出他是一個農夫。就算褲腿挽得高高的，出水就有兩腿泥，周身也沒一個泥點點，一身潔淨卻不耽誤高效率幹農活。他到底是什麼身份？他嘿嘿地笑了兩聲，然後很貧下中農範地用裁切得很小的薄薄細細的草筋紙，把廉價的菸絲熟練地捲成喇叭筒，遞給我們中的一兩個小夥伴，自己叼一支，一根火柴點燃三支菸，幾個人吞雲吐霧一番之後，史眼鏡的話匣子才正式打開——
從本質上來說，在湖鄉農場幹農活的都是農夫，你們初來乍到的，也是，不過是打着知青牌子的新式農夫。我是農夫，就像你們說的戴眼鏡的農夫。可我同時也是知青，是1958年下放的上海知青（呃，我說小周不要把嘴巴張得這麼大，能伸進去一個拳頭似的）。是呀，是比邢燕子還早。高中還差一年畢業，禍從口出，差一點打成右派，因未滿十八歲，逃過了這一劫，可逃不過接受再教育。就這樣來到了這裏，一呆就是十幾年了。
剛來的那一年，我可不像你們這樣熱熱鬧鬧，幾十個人蜂擁到一個隊上。我可是落難的孤雁一隻，隊部的一間小茅屋對於我來說也顯得好大好空落。白天干得肩酸背痛，夜晚對着無邊的黑暗，腦海裏走馬燈似的轉着平白無故遭受的政治打擊，除了操起二胡拉幾曲劉天華、阿炳的曲子以外，就是長吁短嘆，抑或是孤狼一樣地狂嗥幾聲。現在回想起來，至少有上百個夜晚，自己都不知道是怎麼熬過來的？
過了好久，我才知道，其實那些個日子，我也並不是孤獨的。有一位質樸清秀的村姑一直默默地諦聽我的琴聲，當然也在關注我這個製造琴聲的人。她家就在我隔壁。琴聲在她父母聽來，十分聒噪煩人，好幾次都要趕到我窗前出面制止，可每次都被她攔住了，說她就喜歡聽這個，比那些個花鼓腔的樣板戲和本鄉花鼓戲要好聽不知多少倍。有幾次趁她父母睡了，還悄悄跑到我窗外，偷偷打量我幾眼，其實看到的只是一個黑影，剪影，更多的時候是背影，偶爾也有側影。後來，這個念過高中的姑娘不止一次地說正是我這拉二胡的側面剪影，還有我拉出來的琴聲，不知爲何產生這麼大的魔力，讓她日夜守候着，誇張一點說還有點讓人癡呆入迷的味道。
也不知什麼時候開始，我發覺身後有一道看不見的影子在爲我做了些什麼。有時候插着插着秧，中午回去睡上一大覺，下午再來田頭，發覺田園自動化似地多了好一片“綠地”。類似的情形在收割季節也不時出現，吃飯時離開田頭，鐮刀草帽擱在一塊，返回時往往多出一雙雪白的紗手套。夜晚帶一把二胡獨自出去散步，對着一大片稻田或棉田狂吼長嘯，應和着青蛙蟋蟀們的歌唱即興胡亂拉上一曲，然後回到自己從來不鎖門的窩，油燈一點，發現狗窩變人居了，窗明几淨，髒衣服全都洗淨一一晾曬在屋檐下。我想我史眼鏡一向獨往獨來，怎麼會招人青睞，以致有“田螺姑娘”暗中光顧呢？
有一回我留了個心眼，照例帶琴出門，迅速消失在黑暗中，不到半個時辰，悄然折回來。無聲無息地緩緩推開門，“田螺姑娘”這下可被我抓了個現行：油燈下，這位清秀村姑正弓着腰，從牀底下翻出衣褲襪子一大堆，裝一臉盆，伸直脊樑站起來一轉身，明媚的目光就撞在我500度的近視鏡片閃爍的光波上，那一刻，我感覺這是我所見到過的最美的目光，最讓人心酥的眼神交流……
就這樣，我們很快走到了一起。對於她，同我這樣一個僅次於右派的有政治污點的人結合在一起，是要衝破重重阻力包括同她父母徹底鬧翻的風險的。對於我，殘存在內心的一點點返城、返回大上海的僥倖，同眼前這個姑娘比起來，簡直不足掛齒了。我明白了就我這個現狀，即使返城了，也仍然逃不脫孤獨終身的命運，我就把我的終身綁定我心愛的姑娘，守候湖鄉這塊多情的土地吧。
也不知她怎麼鬥贏了父母的，也許是兩位長輩愛女心切，再加上內心深處也並不在乎這類看不見摸不着的政治問題吧。總之我們很快完婚了。我實打實地感覺到，婚後，自己簡直變了一個人，所有的孤獨愁悶，全都逃往了爪哇國，代之而起的是愛。愛我的愛人，愛我隊上的'農夫，愛這片土地，真的，像艾青一樣”……眼裏常含淚水……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我不含淚水，戴着眼鏡的我，更加真切更加動情地用目光加鏡片光撫摸這片土地。
幾年後，我們在收穫越來越多工分的同時，順勢收穫了兩個可愛的娃娃。哦，不，應該是三個，沒看到你們大嫂的肚子又鼓起老高了嗎？
我們這一幫子，沒有讀過什麼書、自然也沒讀過什麼有震撼力的愛情故事，那個晚上，用耳朵讀了史眼鏡這近乎傳奇的的愛情故事，沒有誰不被深深震撼了。愛情，是多麼的美好呀！美好得把幸福播撒在這篇遼闊無垠芳香四溢的沃土上……
接下來的幾年，我同史眼鏡大哥學到了不少農活，特別是既能提高工效又不把自己弄成個泥猴的一些訣竅，還受他的感染，讀了一些書，其中不乏水稻棉花栽培、田間管理方面的農書，甚至連賈思勰的《齊民要術》他也給我講解了好幾個章節。
熟讀農書的史眼鏡，可不是抽象地守候湖鄉，也不會就農業問題泛泛而談，而是通過他愛人、通過其他農夫的口耳相傳（他本人因所謂“政治上有污點”而無從公開談論），爲隊上貢獻了不少春耕夏初秋收冬藏的合理化建議。建議即便只是部分地落到實處，也產生了令人大開眼界的實際效應——糧棉單位面積產量明顯高於鄰隊，我們的支書隊長屢屢被分場樹爲典型，出席農場乃至地區農業學大寨先進個人表彰大會。
史眼鏡永遠是漠視榮譽的，他說如果把榮譽當成一種果實，他是隻問耕耘不問收穫的。事實上，就他當年政治處境而言，也是沒有問鼎收穫的資格的。當年，對於我們知青來說，這果實還包括我們知青趨之若鶩的返城。有一次我還試探着問他，這幾年來，一撥又一撥的知青返城了，你也是知青，而且是咱知青的祖師爺，不如活動一下，也把自己“返”上去吧。可他只是輕輕搖搖頭，淡淡地付之一笑，什麼也沒說。
我明白他的土地情結了，當然我不是第一次明白，這一次只是進一步明白他繞上這種情結也已到了一種癡迷的地步：他的幸福，他和他愛人的幸福，他全家的幸福，大抵是要永久性守候且紮根在這篇沃土了吧。
時間一晃幾十年過去了。去年冬天我回農場隊上，首先就打聽咱眼鏡大哥，是否一直守候着這裏。還沒問兩個人，就看到了他，卻沒看到他的眼鏡。年逾古稀的他，因老花與近視的博弈，折中出的結果是他竟然要同長相廝守幾十年的眼鏡拜拜了。不是聽另一位當年的湖鄉好友介紹，我還真認不出他了。
是啊，歲月催人老，白髮白鬚，眼鏡取下了，換誰誰也難辨認了。可一經重逢，他依然筆挺的脊樑、依然堅毅而睿智的眼神，說起話來依然是三句話不離農事的“土語”……這一切，多麼熟悉，多麼親切，活脫脫把當年那個氣質不凡的眼鏡農夫推向我的眼簾。我除了一如既往肆無忌憚地叫他“史眼鏡”之外，也不曉得用別的什麼稱呼來叫他，來表示我的親暱了。
哦，戴不戴眼鏡，他永遠是我的眼鏡大哥，守候湖鄉的眼鏡農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