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學者們在理論上對發展進行熱烈地探討時，戰後獨立的一大批第三世界國家剛好也經歷了一個“獨立”發展時期。然而，實踐的結果卻並不令人鼓舞，不論這些國家奉行的是哪種理論或意識形態，它們大都沒有取得預想的成就，相反，這一階段的第三世界發展史充滿着挫折與失敗。
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很多新獨立的國家殖民前的社會整合程度就很低，這在非洲地區特別明顯。殖民前和殖民時期被壓制住的各種矛盾，在獨立後開始得到了“自由”表達的機會。新建立的國家並未脫離原有的殖民框架，卻喪失了原殖民者的行政效率，其結果是社會騷亂和混亂不可避免的發生了。在這種破壞性最強的時期，混亂使得傳統的名譽喪失殆盡，新的議會被打翻在地，惡意與報復肆意橫行，把在道德範疇內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人推到了權力的頂峯。這些人當中不乏強盜、土匪或流虻，但也還有一些憂國憂民的行政管理人員或職業軍人，甚至還有具備現代觀念的王公貴族或君子，他們牢牢地抓住權力，竭力想用他們所熟悉的原則，在正統觀念的範圍之內拯救自己的國家。
結果，這一段時期的歷史證明，新產生的獨立政權，除了少數例外，大多數很快就會成爲動亂的犧牲品。爲了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越來越的信照西方模式建立起來的多黨議會制，在理論上或實踐上都開始讓位於一黨制，這與現代化學派的理論預測簡直是背道而馳的。可以說，實踐同現代化學派的樂觀主義看法開了一個大玩笑。在這一階段內，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的一黨制都演變成了實際上的無黨制，因爲一黨制統治的基礎已完全官僚化了。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日薄西山，完全被純粹的行政管理取而代之。於是，比殖民主義時代更加殘忍、更加赤裸裸的獨裁政體出現了。
當然，這些政體也並非就能保證穩定和發展的順利進行，這是因爲，它們要避免發展的挫折與失敗，就必須從更爲實際的角度解決發展面臨的困難，而其中一個重要的主題就是發展與利益協調的關係。
第一節 發展與利益協調的關係
這個問題在實踐中雖然十分重要，但在理論上卻並不爲學者們所重視，部分原因在於它並不具有很高的純學術價值。然面，由於其在實踐中顯示出來的活力，我們卻不能不對其在發展中的作用作一概略的分析。
從社會學的角度講，每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都具有一種分配社會利益的功能，即通過各種強制性的或非強制性的，合法的或非合法的以及由各種文化傳統所制約的方式，使各個社會集團能按照某種固定的渠道得到自己的一份利益。在人類歷史上，各民族由於自己的文化傳統迥異而形成了各不相同的利益分配模式，而同一民族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上也會產生不同的利益分配模式，例如奴隸制式的分配模式或封建制式的分配模式。從這個角度講，社會發展史也可以說是一種利益分配模式變化的歷史。這種利益分配模式總是與一定的社會發展水平相吻合的，並往往能使社會的衝突維持在一種平衡狀態上，如其遭到破壞，則社會會發生動盪，變革或革命；而社會如發生變革，就意味着原有的平衡機制失去效能，需要一種新的利益協調模式。
不管我們怎麼定義傳統社會，但無可否認的是，由前工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化是一個帶有方向性的特殊的社會變革過程，它意味着原有的社會利益分配模式遭到破壞，平衡機制失去效能，社會財富的流向發生了新的變化，這是一個十分痛苦的過程。例如，在產生資本主義工定革命的國家中，財富和收入迅速從舊的封建貴族和土地寡頭的手中轉到工業、銀行與商業的親主人手中。這種財富的流向造成一種新的利益分配模式，而這種模式必然會使一些社會集團得益，加一些社會集團受損。很顯然，現代化過程肯定不是學者們在理論預測的那樣一曲美妙動聽的樂章，它隱含着激烈的利益衝突，這常常被人們稱之爲現代化過程中的“陣痛”，但卻往往忽略了這種陣痛的實質。事實上，一個國家的這種內部衝突往往會給它今後的歷史進程打下難以磨滅的深刻烙印，不僅如此，如果未能很好地協調這種利益衝突，還會阻撓和破壞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甚至出現歷史性的大倒退。因此，採用何種方式協調工業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利益衝突，則一個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關鍵性問題之一。
由於歷史給各民族留下的遺產不同，這種利益衝突的範圍、對象、社會集團的組合以及可能產生的協調模式也就各不相同。在這個意義上，已經“現代化”了的國家，都是以各自獨有的方式成功地解決了利益協調問題的國家，而中國等國家在上個世紀末本世紀初未能迅速步入現代化行列，也是因爲在此問題上採取了錯誤的決策。因此，簡要回顧一下子主要發達國家在此問題上的經歷，對我們深入瞭解利益協調的重要性是十分有益的。
英國的利益協調是處理得較好的，這主要是因爲英國的現代發展是一個相對溫長的過程，可以從容不迫地處理各種矛盾。
英國的利益協調主要是圍繞着土地歸屬權的變動而進行的。英國的資本原始積累始於圈地運動，圈地的目的是養羊，有些也是爲了進行精耕細作的商品化農業生產，以獲取比原來的經營方式更高的利潤。圈地者主要是地主和部分自耕農，大批公薄持有農和長期租地農卻喪失了土地成爲遊民。圈地後的地主在兼營商業的同時成爲資產階級的鄉紳，被剝奪土地的農民則成爲勞動力市場的後備大軍。圈地極大地侵犯了這部分農民的利益，但農民的反抗卻未能阻止圈地的進行。一是失去土地的農民分散而無組織；二是英國處於新航線的中心，對外貿易和商業都較爲發達，失地農民可另謀職業；三是英國政府採取了濟貧措施來安撫失地農民，這就使雖然激烈的社會衝突得以維持在一種可以承受的範圍內。
其次，圈地並非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而是一個斷斷續續的過程，從１３世紀圈地的開始到１９世紀中期圈地結束，其過程大約持續了５００多年，漫長的時間無疑減緩了衝突的烈度。與此相應的是，有產者之間的土地轉移也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從亨利八世沒收教會的地產出售到光榮革命結束，封建地產向資產階級化地產的轉變差不多經歷了兩個世紀，其間規模較大的是在１６４０－１６６０年之間的清教革命時期，王室和保王黨人的土地被克倫威爾政權大量出售，大批封建地產易手。爲使土地所有者對國王承擔的封建義務，而以撥給國王每年１０萬英鎊作爲交換條件。斯圖亞特王朝復辟後曾試圖恢復原狀，但已無法改變地產變動的實際狀況，唯一的解決辦法只是讓原有的地產主人獲得部分賠償金。有的地產主人雖然未變，但也開始採用新的經營方式，或者是乾脆租給資產階級化的農場經營。有產者之間的地產變動固然對原有的封建主不利，但畢竟不是無條件的剝奪，因此多少緩和了變動過程中的衝突。
經過一系列變坳，至１８世紀中葉英國工業革命開始時，利益調整的焦點已轉移到對政治權力的分配上。新的工商階級已獲得巨大的財富，然而卻未分享到應有的政治權力。於是，在整個１９世紀，社會各階級圍繞着議會選舉改革進行了持續的鬥爭。在強大的壓力下，英國的統治集團首先將工商階級吸收進了統治圈內，然後又讓工人階級和下層羣衆獲得了選舉權。在儘可能緩和社會矛盾避免法國式革命的前提下，英國統治集團適時地對工人的經濟和政治要求作了某些讓步，較爲順利地將勞動者也納入了資本主義社會體系。工聯主義和改良主義在英國根深蒂固，絕不是偶然的。
英國模式是一種漸進妥協的模式，按這種模式進行利益協調引起的社會動盪最小，但它的特點是現代化過程相對緩慢，需要足夠的耐心和時間，除了第一個工業化民族能享有這種優惠條件外，其他民族想步其後塵慢慢“悠”着來就不可能了，這在後起的德日兩國的現代化過程中就表現得十分明顯。
與英國不同的是，德國不僅面臨着急速現代化的壓力，而且變革的領導力量也不是新興的工商階級，而普魯士容克貴族。這種狀況決定了德國利益協調模式的特點。
１９世紀中葉以前的德意志還處於分裂狀態，諸侯林立，關卡衆多，嚴重影響了德國經濟的發展。因此，德國資產階級的首要願望就是德國的統一。由於德國資產階級的軟弱，通過自下而上的革命來統一德國的努力失敗了；而以俾斯麥爲首的容克貴族，卻通過幾次成功的戰爭，用武力完成了德國的統一，滿足了德國資產者的願望。但俾斯麥並不是白白給資產階級提供“糖果”的，而是要求資產階級承認容克對德國政治權力的控制。因而，在德國現代發展過程中，有產者之間的利益協調是容克貴族與資產階級之間作了一筆互惠的交易而完成的－資產階級放棄自己的政治利益換取經濟實惠，容克貴族則在爲資產階級提供經濟發展條件的前提下鞏固了自己的政治權力。
類似的交換也發生在德國工人階級與政府之間。德國是歐洲工人運動的故鄉之一，德國工人政黨曾經是歐洲各國中組織最好、力量最強的工人政黨。１９世紀７０年代，德國工人運動的發展已威脅到容克貴族的統治基礎，很明業，工人追求的利益與統治者是對立的。爲打擊工人運動，１８７８年，德國政府頒佈了《反對社會民主黨危險活動法》，規定取締德國社會民主黨和一切進步工人組織，沒收社會主義書報，並楞不經法律手續逮捕和驅逐革命者。該法令實行後，一千多種書刊被禁止，３００多工人組織被解散，２０００多人被逮捕和流放。同時，政府還支持資本家拼命壓低工人工資，使德國工人的工資居於當時歐洲的最低水平，這是一種赤裸裸的高壓政策。但是當俾斯麥向工人揮動鞭子時，他並未忘記同時給工人提供少量糖果。容克的統治基礎並不廣泛，他不希望在國內戰場上刀通過“鐵與血”來解決一切問題。就在反工人立法實施不久，１８８１年，德皇威廉一世就宣佈德國實行《社會保險基本法》，先後採取了一些社會保障措施，爲德國工人的生存提供了一張最低限度的安全網。這些社會保障措施並不能完全滿足工人們的要求，但畢竟充池了防止社會動盪的“減震彈簧”，分化了工人的隊伍，渙散了工人的鬥志，從此以後，德國工人鬥爭的鋒芒減弱了，與政府合作成爲新的潮流。可以說，正是社會保障法的實施最終緩和了德國國內的各種矛盾衝突。
俾斯麥“糖果加鞭子”的利益協調模式對減少德國現代發展過程中的“內耗”起了重要作用。１９世紀的後３０年，德國的工業生產迅速增長，其平均速度比英法快三倍，至２０世紀初，德國已在許多工全領域內超過英國。如此驚人的發展速度在世界工業化國家中是罕見的，除了其他諸種因素，如國內統一市場的建立消除了德國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普法戰爭的賠款提供了大量的資金，阿爾薩斯、洛林與魯爾區的太藏極有利於德國的重工業發展，科學與技術進步的成果得以廣泛採用等等，“糖果加鞭子”的利益協調模式所起的穩定社會的作用也是不容置疑的。
“糖果加鞭子”的核心內容是使各社會集團均有得有失，儘管得失明顯地不平衡，但其最大的特點是不在社會上留下那種“一無所有”的集團，因而，對穩定經濟發展的上標而言，這種模式是有其成功之處的。
日本的現代化則是在民族面臨生存危機的形勢下開始的，它的經驗對第三世界國家來說更富於啓示性。日本社會的改革領導力量脫胎於舊統治階級中的一個明智的、受到西方影響的主張改革的社會集團，其成員主要來源於下級武士，他們認訓到工業化不僅是立國之本，也是鞏固自己權力的堅實基礎。
１８６８年，倒幕運動成功，新成立的明治政府立即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這就是著名的明治維新。明治維新主要是民族危機激化的產物而不是國內階級鬥爭激化的產物，因而它的基本出發點是號召全民上下一心，協力實現現代化的目標。１８６９年３月，明治政府頒佈的五條誓文形象地表明瞭這種精神：“（１）廣興會議，（２）上下一心，盛行經論，（３）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４））破舊有之陋習，基於天地之公道，（５）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
爲減少變革時期的衝突，新政權儘量把原有的特權階級納入新體系中。新政府在廢除純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礎上，改革了封建等級制度，原有的大名、公卿（後改稱華族）、武士等喪失了俸祿，政府則以公債作了補償。１８７３年後，領受公債者曾達３１．３萬，發放的公債達１７，５７５億多日元。這就使原有的特權階級能夠用公債購買土地或投資於工商業，成爲新的農業或工業資本家。這種大規模的贖買政策，減緩了社會結構變動中的利益衝突，比較順利地使封建剝削者逐步轉化爲資本剝削者。
武士階層在新的利益協調過程中的地位至關重要，一些武士對失去俸祿不滿而發動了武裝反搞，但大部分武士接受了新體制。日本的武士過去依附於封建領主，現在皮已不存，武士的去向就成爲一個重大問題。明治維新基本上是下級武士發動的，他們在新政府的各級崗位上掌握實權，但他們既不懂科技，又不會現代管理，只會舞刀弄劍，這就使他們與新的社會難以吻合。爲此，明治政府要他們“把刀劍換成算盤”，學會新的技能。新政府採取了種種措施，實行小本借貸等救濟方法，讓他們成爲自立的工商業者，並鼓勵和委派他們到新建企業中任職，還給他們提供了接受培訓、出國留學等學習新知識的機會。經過多年的努力，原有的武士階層逐漸轉化爲行政、教育、生產和管理中的骨幹力量。這一轉化對日本的工業進程有着重要意義。
土地稅佔明治政府收入的８０％，爲確保此項收入，發展現代經濟，新政府必須改革舊土地關係，實行維新的土地改革。日本政府的土地改革包括以下幾項措施：（１）承認土地私有權，允許土地自由買賣，（２）承認農民有權自由經營農業取消對種植物的限制，（３）改革地稅，廢除原有的貢米和其他實物地租，一律交納貨幣地稅。土改雖未使農民得到經濟實惠，但使他們擺脫了對地主的人身依附，而地主則由於這種改革加速了向資本家的轉化：由於他們已不再養食武士階層，所以新收入可用於擴大農業生產或投資於工業部門。土改促使日本農業向商品經濟轉化，極大地提高了農生產水平。爲緩解這一變動過程中與農民的衝突，讓農民也能分享到一點好處，１８７７年，新政府將地稅由３％降爲２．５％。
同時，國家利用地稅收益興建了一系列現代企業，並儘快將這些企業以十分優厚的條件轉讓給私人企業家，這些企業家大部分是過去的華族和武士，也有部分商人。這樣，新政權立即與新的企業集團和財閥們建立起密切合作的關係，並很順乎情理地爲舊制度下的特權階級在新制度中提供了立足之地－當然，其前提是舊特權階層接受新的謀利方式。
日本政府在這種利益調整的過程中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它的目標就是要在儘可能短的時間內使日本成爲現代化工業國，以避免被西方列強奴役的命運。由於事關民族的生死存亡，新政權不得不採用一種階級合作的利益協調方式，儘量在不觸動舊特權階級利益的前提下將他們納入新體系；農民即使在經濟上沒有獲得什麼實利，但起碼也不比過去更差，況且還獲得了人身自由和從事其他行業的機會。這種階級合作的利益協調減少了民族的內耗，使日本能萬衆一心團結一致地爲振興民族經濟而奮鬥。變革時期的日本基本上沒有發生大規模的勞資衝突，這與此種利益協調模式顯然有很大關係。
而在１８世紀曾雄踞西歐的法國，其國力本來比英國強大，由於始終未調整好國內的矛盾衝突，結果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折騰，才跌跌撞撞地趕了上來。由此可見，發達國家的發展過程本身也是一個按自身條件協調內部矛盾的過程，而非按照某種理想的模式直線前進。而能否調整好內部的矛盾衝突，對發達國家本身的發展過程而言，也是一個事關成敗的重要因素。但是，西方學者在給第三世界國家設計各種發展模式時，卻似乎完全忘記了這一點。
在這一節中我們將把焦點集中於兩個第三世界國家，它們在發展過程中的挫折與教訓是發人深省的。
尼日利亞是我們將要分析的第一個國家，它是非洲工業化潛力最大的國家之一：人口８０００多萬，擁有多種多樣的自然資源，有一支受過教育的，適應性強的勞動力大軍以及十分有利的地理位置。長期接受英國殖民統治的結果，形成了以出口初級產品爲主的殖民地商品經濟，併產生了一個力量並不十分強大的民族資產階級。但與大多數殖民地國家一樣，尼日利亞的經濟發展是不平衡的，殖民者建立了一系列經濟區，它們不是與周圍地區保持聯繫，而是通過出口初級產品與歐洲市場直接聯繫。這種經濟“飛地”經濟落後的周圍地區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再加尼日利亞有２５０個部族因而產生了複雜的社會後果。尼日利亞部族中最主要的有居住在東部信奉基督教的伊博人、居住在北部的信奉伊斯蘭教的豪薩－富拉尼人和居住在南部的魯巴人等。東部是經濟“飛地”集中之地，較爲發達和富裕，而北部則相對落後與閉塞。這種飛地經濟所造成的區域性差異使各部族之間存在着一種潛在的衝突，只是由於殖民當局的高壓統治才使這種衝突未能爆發。
伊博人由於與殖民經濟的密切接觸而富於進取精神，他們在接受西方的教育和個人主義價值觀念後，激發出一種擁抱現代化的熱望，這種熱望推動伊博人在反對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中走在全國各部族的前列。１９６０年，尼日利亞終於獲得獨立，然而，這一來之不易的勝利後面卻隱藏着令人擔憂的危機，殖民當局的突然撤去留下了一個巨大的權力真空，填補這個真空不僅意味着需要建立一個穩定的政權，而且意味着需要建立一種適應新形勢的利益協調模式。
在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的發展都走在全國前面的伊博人，本應在這種重建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但事實卻沿着相反的方向發展。尼日利亞未能避免第三世界新獨立國家那種貪污賄賂之風的侵蝕，這使亟望發展現代經濟的伊博中產階級非常失望，他們決定採用非常手段來實現自己的目標。１９６６年１月，伊博中產階級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按照合法方式建立起來的尼日利亞文官政府，建立起一個以伊博族少將阿格雅－艾思斯爲首的軍人政府。新政府宣佈它的目標是實行全面改革，清除腐敗之風和狹隘的部族主義。
不管這種目標是如何的高尚，也不管這些伊博軍官們的真實意圖是什麼，他們的行動已被北部人看作是伊博人陰謀統治全國的一個步驟。伊博人的經濟活動早已滲透到全國的商界、企業界和教育界，由於東部地區人口對土地的壓力，伊博人從本世紀初就向尼日利亞其他地區移民。伊博人的文化優勢使他們不久即成爲新移入區的經濟骨幹，併成爲獨立後尼日利亞行政官員、管理人員、技術人員以及公務人員的主要來源。他們在高級職位上所佔的比例遠遠超過其在全國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這種優勢很自然地激起了其他各主要部族，尤其是北部集團的敵意。他們特別痛恨伊博人在聯邦公共機構中所佔的統治地位。１９６６年初北部地區的出版物宣稱，尼日利亞的公職４５％已被伊博人佔據，而該比例在１９６８年還會上升到６０％，而北部人在這些機構中只佔１０％。政變前夕，非伊博人已普遍產生了對伊博人的強烈憎恨－大多數非伊博人相信這一事實，即伊博人享受了與他們的人數比例不相稱的政治與經濟利益。
在如此不利的背景下，伊博人不僅不設法緩和與各部族的緊張關係，反而以政變的方式加劇了與各部族的利益衝突：政變中被殺死的無論是文官還是軍人，都是北部人。北部人立即作出了反應。同年５月，北部領導人號召民衆用暴力把伊博人從北部地區驅逐出去，於是在很短的時間內，被殺死殺傷的伊博人就超過了３，０００人。北部籍的士兵開始在軍隊裏造反，反對伊博人對軍隊的控制，結果不僅殺死了２７名伊博高級軍官，而且把新總統本人也殺死了。以後的幾個月，暴力行動持續發展，大約５萬名伊博人被趕回他們在東部的故土。而東部的伊博人也採取同樣的行動，把北部人趕出了東部地區。一場混亂的內戰由此全面爆發，聯邦的社會基礎開始解體。
